後來，崇禎又覺得放大了，往回收，但因為國勢日非，朝廷紛爭，這種文人結社現象，直到清代的嚴厲整肅才告衰止。所以，夏允彝和陳臥子等同誌，在明末亂世，還成立了幾社，實際上也就等於是複社的鬆江分社。凡集社的文人，也許旨趣不同，門閥不一，但最可貴的是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心，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慨然當世的勇氣，也就是後來說的“鐵肩擔道義，巨筆著文章”，也就是更後來說的使命感、責任感……這些大目標上是一致的。
等到崇禎一上吊，明亡，他們都義不容辭地成為反清複明的義士。
所以，在其父、其師的愛國熱忱和道德文章影響下的夏完淳，自然要延續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據《社事始末》稱：“癸未之春，餘與夏子存古完淳有《西南得朋》之會，為幾社諸公後起之局”，看來，他始終是要把他父親和老師匡複明代衣冠的未竟事業做到底的。雖然，這已是爝火螢光的努力，但在他一首題為《精衛》的詩中，還是可以看到他的獻身決心。
北風蕩天地，有鳥鳴空林。
誌長羽翼短，銜石隨浮沉。
崇山日以高，滄海日以深。
愧非補天匹，延頸振哀音。
辛苦徒自力，慷慨誰為心？
滔滔東逝波，勞勞成古今。
《閱世編》一書，是葉氏於文網密織、動輒獲咎的康熙朝所著。文人都膽小，為保全腦袋，對於這些前朝的誌士仁人，盡管死去多年，下筆也極其謹慎，寧左勿右，不敢太露愛憎分明的感情。但對鬆江夏氏門柞的衰微，後裔的凋零，對清廷之斬草除根，除“惡”務盡，也還是表示了一點皮裏陽秋之意。
其實，這個結局，夏完淳關在南京大牢裏的時候，就意料到了。因為他的對手是洪承疇，對這個比外族征服者加倍殘酷的漢奸本質，他看得太透了。凡是有把子年紀的中國人，誰不記得，在有鬼子的年代裏，不作惡，當不了漢奸，不作大惡，當不了大漢奸。過去的洪承疇如此，後來的周作人也如此。夏完淳在《獄中上母書》中寫到：
淳死以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為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為餒鬼而已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對一個視死如歸的勇士來講，跳出自我，擁抱更崇高的理想，必然舍得一切身外物，義無返顧而去。數百年來，這篇《獄中上母書》，那大義凜然、殺身成仁、寧死不屈、慷慨引頸的氣概鼓舞著處於民族危亡、生死關頭的幾代中國人，也是對被唾棄的當漢奸者和不要臉的為漢奸張目者的當頭棒喝。少年文人夏完淳的愛國不朽之作，至今猶能傳誦不絕，至今猶能張顯其文學生命力，我想，正因為負荷著時代的良知、民族的正義，薪火相傳著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要是我們的文學沒有這種黃鍾大呂、金聲玉振的作品，一部盡是鼻涕蟲的文學史，那麼這個民族也就應該嗚呼哀哉了。詩人李白在一千多年前大聲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不也是今天大家對於文學的期待嗎？
在中國，早慧早熟的神童作家，是屢見不鮮的。他們多生長於太平盛世、鎏金歲月，在雍容風雅的人文環境中，得以展現其天賦異稟、過人才智。但生於亂世、命若轉蓬、戰火磨難、江山顛覆中的夏完淳，能夠在晚明文壇成為一顆璀璨耀眼之星，細細考究起來，他的成長有著兩點極其重要的因素：崇高的精神，成就他這個作家；豐厚的學養，造就他這個作家。精神和學養，如空氣和水，是作家的生命線，應該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盡管現在，中國作家多如牛毛，但認真盤點一下，他們頭腦裏的思想，肚子裏的學問，又有多少人是半瓶子醋，在那裏晃蕩呢？甚至有的人，那瓶子裏連一滴醋也沒有，也在那兒晃蕩得像模像樣的。所以，精神迷亂的作家，容易墮落，學養欠缺的作家，難免膚淺，不正是當前文學世紀病的臨床症狀麼？為什麼人們對一些新進作家，對一些流行作品，總是搖頭不迭呢？對他們第一頁寫接吻，第二頁寫上床，第三頁寫分手，第四頁寫情殺的高速度，快節奏，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呢？我想，精神境界的提高，學養素質的加強，恐怕是當代為作家者最迫切、也是最起碼的要求了。
否則，在商品社會裏，你就不能擺脫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裏所講到的資本增殖的誘惑。當利潤達到百分之幾百時，連自己的親老子，也敢動刀宰殺的。因此，如此眾多的作家，一定要把筆寫到褲襠裏去，也就不以為奇了。他們沒有殺爹，她們沒有宰娘，還真得感謝上帝的恩典咧！但有一點，我始終不解的：過去，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將真名實姓隱藏起來，如今，一些以寫誨淫誨盜作品大賺鈔票的男女作家，恨不能在大庭廣眾中扯下褲子或裙子，開廣告發布會，令人斷不準到底是時代在進步，還是曆史在倒退？
看夏完淳的成長過程，便可知道，一個文人應該怎樣完善自己，充實自己的；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從兩位前輩身上，是如何學習為人為文的準則，身體力行，發揚他們的精神，努力光大，傳承他們的學養。我們知道，其父夏允彝好古博識，習書尚文，著有《幸存錄》、《禹貢合注》，是一位學者型的文人。夏完淳的文章結集為《續幸存錄》，這一個“續”字，說明他們家學淵源，父子傳承的親密關係。而著有《詩問略》、《白雲草廬居》、《湘真閣諸稿》的陳子龍，則是一位具有創新精神的文人，更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誌士，對夏完淳影響尤大。我甚至認為，他一直把蜚聲江湖的陳子龍，看作是他精神上的父親。他在上刑場受死前，與其丈人的一席話，可以看到這位青年人對他老師的追隨之心：“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
晚明文人固然不乏無恥下流之輩，頹廢墮落之流，但在國破家亡之際，崩亂板蕩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主流，還是把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的，夏完淳及其父、其師，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士大夫，就是這亂世中支撐著中國文化傳統的脊梁。要是他們活到今天，看到自己被忘卻，也許不會在意，而且也會原諒曆史本來不可能記住很多。但是，看到周作人頭頂上的光環，匪夷所思地輝煌起來，看到捧周者之是非莫辨，之良知泯滅，不知伊於胡底，他們肯定會不勝其駭異的。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可以把這汙穢的一頁翻過去，可以免談這堆曆史的垃圾，但把一個出賣靈魂的人，一個為異國主子效力踐踏其同胞的人，當成率領希伯萊人出埃及的先知摩西來渲染來造勢，絕對是腦袋進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