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起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最年輕者，莫過於明末清初的夏完淳了。
早年，我讀郭沫若的話劇《南冠草》，被這位拋頭顱灑熱血的少年殉國者那一份壯烈英勇所深深吸引。後來，又找到他一些激昂慷慨的詩文來讀。他筆下的豪邁英武之氣，悲壯淒涼之情，著實令所有中國人為之心弦震蕩，銘佩不已。尤其那一首相當於絕命詩的《別雲間》，至今猶能背得出來。可見作家寫東西，凡發自心田的真情實感，加之文彩，總是會留給人們難以忘懷的印象。雲間，即鬆江，今屬上海市。
三年羈旅客，
今日又南冠。
無限河山淚，
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
欲別故鄉難。
毅魄歸來日，
靈旗空際看。
這首詩，當係夏完淳順治四年（1647）被捕入獄，拘押於南京時作。“三年羈旅客”，說明他隨其父夏允彝、其師陳子龍參加明亡以後的反清戰鬥，已有三個年頭。雖屢戰屢挫，但屢敗屢起，一直到他的父親和老師相繼死難以後，仍心存故國，堅持不懈，進行著抵抗活動。最後，因策反吳兆勝的殘部脫清起義，由於叛徒告密，被清兵抓獲。因其神童的名聲，文望人望為鄉裏所重，遂解赴南京。在那裏接受原為明朝兵部尚書、現在又成了清朝兵部尚書的洪承疇審訊。九個月後，洪見其始終不屈，無歸順意，乃下令西市處死。
時為1647年8月，這一年，他十七歲。
郭沫若的《南冠草》，以少年英雄夏完淳為主人公，描寫他們在國破家亡的日子裏，激揚民族大義，抵抗入侵清軍，被捕忠貞不貳，最終殺身成仁的話劇，極煽情，也極鼓動，在抗日戰爭相當艱難的時刻，於重慶上演，著實鼓舞了當時浴血抗戰、不願為亡國奴的中國人。
當然，鬥轉星移，時過境遷，這些陳年往事不再被人提及，漸漸地淡忘掉，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過，由於一些當下的患潔癖的知識分子，不大願意提到，甚至羞於提到郭沫若這個名字，這出戲所反映的一段史實，這出戲裏的少年殉國者，也隨著劇作家的晦氣，而塵封了起來，再也無人問津，不能不感歎我們所處的這個炎涼世界，過去你“意識”我，而今我“意識”你的那一份可怕的勢利。
我記得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四》裏說過：“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難道我們都是孫悟空，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嗎？好像不至於如此數典忘祖，渾不知從何處來，又不知往何處去吧？盡管，曆史不可能裝載全部細節，然而，該記住的主要部分，還是應該在腦海裏留出一點空間來存儲這些信息。否則，在這條生生不息的長河中，曾經湧動過的那些忠奸、善惡、美醜、好壞的各式人物，也就無法進行比較了。
郭氏的後半生行止固可非議，但他前半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以及諸如《南冠草》等作品的影響，還是不應該抹煞的。猶如時下鍾情追捧於周作人者，謬托知己也罷，膜拜膺服也罷，是不該忘記陪都上演這出話劇的時刻，此公在北平漢奸政府中所扮演的那個角色。
雖然，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人對文的評價，有可能發生改變。但錚錚大節，是來不得半點含糊的。現在也真是說不清了，當年，夏完淳關在南京接受洪承疇審訊的地方，不知是不是年後國民黨統治時期關周作人的老虎橋監獄？設若是，也許誠如馬克思在《波拿巴特霧月政變》一書中開頭所言，曆史上某些人物和事件，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出現時則必為喜劇了。這個從老虎橋監獄走出來的漢奸文人，忽然走俏於上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撥亂反正”，讓一幹編書出版、著書立說之流，既出了一口鳥氣，又賺了一筆鈔票，不也是我們這個精神容易迷亂的時代中，一出非常倒胃口的滑稽劇嗎？
種瓜得瓜，得豆得豆，種烏龜得王八蛋，這就是所謂的“現世報”了。
現在回顧這出戲的編導演們，之所以蠢蠢欲動，之所以急不可耐，無非是：或受過壓迫當過孫子，或曾遭拋棄形同敝屣，或屁股挨踹紫瘢尚存，或頂戴南冠沒齒難忘，到得時過境遷，挺胸凸肚之際，為一泄其久積之憤，久蓄之怨，哪怕無恥地作一回記憶的白癡，也要罔顧事實重塑一個“好漢奸”的形象來，以證明本可配享於孔廟的聖賢，被整成了一塊破抹布，孰誰之罪，孰誰承擔，過足了一把借雞罵狗的癮，這實在叫人大撇其嘴的。從垃圾堆裏搬出這尊亡靈，借以抒發當年感同身受之恨，如此小兒科的翻案“勇士”，心靈中的卑暗，真是不敢恭維呢！從這個意義上看來，“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清沈德潛《明詩別裁》語）的夏完淳，要堂堂正正得多。麵對強權，不轉彎抹角，不閃爍其辭，哪怕殺頭，敢於進行針鋒相對的聲討，就叫人十分地景仰了。這才叫漢子，或者，是漢子就應該如此光明磊落，而拿周作人為自己說事的一幹人，隻不過是個色厲內荏的孱頭而已。
大約也為鬆江人氏的清人葉夢珠在其所著《閱世編門祚一》中稱：“夏允彝彝仲，為諸生時，即與陳臥子齊名，及同登進士，聲氣益廣，天下莫不知雲間陳、夏，曆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際，自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稟異資，讀書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一時鹹以大器目之。及吳帥之叛，完淳為草檄文，詞連逮捕殺之，年未二十，無嗣，或雲遺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據明杜登春《社事始末》記幾社成立之初，“先君與彝仲謀曰：‘我兩人老困公事，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為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遂敦請文會……凡得五人，同筆硯為快。臥子先生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夏完淳是在這樣一個文學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如果說得準確些，由於明代晚期的官吏腐敗，民不聊生，清軍叩關，內亂不停，已經到了大廈將傾，無法挽救的程度，這個年輕人接觸文學的同時，也無法不關注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機。
明代文人的結社之風，始自天啟年間的東林黨人，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從漢代“黨錮之禍”起就明白的，隻有組織起來，哪怕沒有硬實力，憑一張嘴，一支筆，也就是所謂的“清議”的軟實力，產生一種左右朝政影響時局的力量。不過，曆代的統治者也非傻瓜，絕不能接受這些文人對他一舉一動，說三道四的。你要唱唱讚歌，寫寫頌詩，是可以的。你要對陛下說，某人能用，某人不能用，某事可做，某事不可做，某日要讀某本書，某天不能跟某位妃子睡覺，那你就準備掉腦袋吧！因為你的軟實力，永遠不是硬實力的對手，所以，凡皇帝，都特煩知識分子結社抱團，幹預政治。不過，崇禎有一點例外。
因為，明熹宗，那位天啟皇帝，其實是個小木匠，根本不理朝政，一切都交給魏忠賢。東林黨人就和這個閹黨鬥，其實，東林黨不是黨，庵黨也不是黨，隻不過前者是一群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聲氣相投的結合，後者是一幫烏龜王八蛋的大雜燴罷了。東林黨得意的時候，軟實力也相當厲害，大家要視其臉色行事。但閹黨手裏有東廠、西廠，那是硬實力，於是東林黨人大敗。崇禎接位上台，要收拾閹黨，不得不借重前東林黨人的後裔和一些新生代的知識分子，於是，放鬆言路，這樣，聲勢浩大的複社出現，其成員遍布大江南北，一時間很成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