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是一種高尚的情感。凡是能夠進行懺悔的人，那心靈的澄淨，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讀《五燈會元》，在《昭覺勤禪師法嗣東山覺禪師》一節中，有這樣的話，令我震動。
廣額正是個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
據這個觀點，隻要頃刻間收煞起殺人之心，便是佛了。那麼，一個做過錯事的人，能夠懺悔，而且懺悔得很徹底，我想，他也就是佛。哪怕不那麼徹底，僅僅有一點點悔意，能夠認識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譬如在文革期間，譬如在更早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傷害了不應傷害的人，或者，本無意傷害，但事實上卻造成了傷害的後果，而在良心上感到些許不安，或者，良心上尚無什麼不安，隻是覺得有些歉疚，覺得有些“對不起”，我想，憑這位先生的這一點點子愧恧，也就接近於成正果，也就接近於佛了。
可惜，迄今為止，立地成佛者找不到一位，所有屁股上有屎跡的，擦幹淨的也好，未擦幹淨的也好，都在那裏王顧左右而言它，甚至連臉都不紅一下。因此，我就想起一位真正的懺悔者，那就是明末清初的詩人吳梅村。他是一直懺悔到死，甚至死，也在努力贖愆，還精神和感情的債，還道義和良知的債，還故國和故主的債，真是讓人好感動。
他有一首詞，道出來他的心聲：
萬事催華發，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將難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賀新郎病中有感》吳梅村在詞中所表現出來的沉重，抑鬱，內咎，自責的心情，盡管相隔數個世紀，字裏行間，仍能體會到詩人愁腸千結的苦痛。
中國人，通常不怎麼懺悔。因為人之對人，隻有把別人也當人的情況下，才有平等可言。惟其平等，才有對對方的尊重；惟其尊重，才在傷害了對方以後，痛恨自己的不是，才會生出懺悔的感情。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裏寫過：“我翻開曆史一看，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在這樣一個人吃人的社會裏，你能指望那個吃你的人，會對你生出什麼懺悔之心嗎？你已經成為他咬齧咀嚼的食物，他有必要朝你說“對不起”或者“Im sorry”嗎？西人把sorry掛在嘴邊，並不意味著他當真的從心底裏有這份之sorry心。但在中國人的口頭上，就連這點點表示，說與sorry相似之義的“對不起”，出現頻率也是相當之低的。有的人，尤其有點身份，有點地位，有點權勢的人物，哪怕是千真萬確的錯了，死了的鴨子嘴硬，也不肯向被害者承認自己的不是。而最匪夷所思的，99%錯了，他能咬住那1%，理直氣壯地說他正確，無比正確，正確到不能再正確，讓大家向他喊“烏拉！”
政治家，一般不懺悔，隻是到了混不下去的時候，例如吳梅村的恩主朱由檢，疆土日蹙，內亂頻生，日子很不好過，也曾下過“罪己詔”的。不過，具體到文化人，有的比這位崇禎皇帝還不如，明知錯了，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諉，還狡辯，還倒打一耙，還張牙舞爪，也真是沒勁透頂。因此，在西方，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懺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真令人遺憾。
其實，封建社會中的文人，江山易色，不得不胡服左衽；朝代更迭，不得不薙發蓄辮；為苟安計，不得不與故主拜拜；為活下來，不得不為新朝效力，常常處於改換門庭的兩難境地。《二十四史》，不少史都少不了貳臣傳之類的部分。但沒有一個失節者，能如吳梅村這樣痛悔自己，“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因此，“草間苟活，沉吟不斷”的他，深知自己的“一錢不值”，所以，“浮生所欠隻一死”，詩人終於得到了解脫。
他死了，死於病，但也是死於沒完沒了的驚懼，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高壓統治下，永遠擺脫不了的災厄。
吳梅村值得我們懷念，值得我們尊敬，就因為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懺悔意識的文人。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早些年，號鹿樵生，時稱吳太史。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生，清康熙十年（1671）死。太倉人。
他是極具才華，極富學問，同時又極善科舉文章的全才。在中國，考中狀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難考得狀元。吳敬梓，金聖歎，曹雪芹，蒲鬆齡，恰恰都是科場上的名落孫山者。這其中，二律背反，勢難兩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難免生澀凝滯，腦袋裏裝滿了論、表、詔、誥、判、策之類應試製藝，詩詞歌賦的絕妙靈感，也就找不到立錐之地。這也是當今那些削尖腦袋，熱中做官；或過完官癮，意猶未盡的作家，再也別指望他寫出好作品的原因。所以，能憑真本事，贏得科舉，憑真才華，成為大師者，肯定少之又少，隻有吳偉業，是這樣一個佼佼者。
這是剛登基不久的朱由檢，對他十分賞識，並加以回護的原因。他二十多歲，連捷高中，為明崇禎四年一甲二名進士，立時為世人所矚目。新皇帝對他一再擢用，他先後曆任翰林院編修、東宮講讀官、南京國子監司業、左庶子等官。明亡，朱由檢在景山吊死，消息傳到江南，吳梅村也是要以身殉主的，但一念之差，苟活下來，在南明弘光政權期間，為少詹事，但因馬士英、阮大铖一群烏龜王八蛋當道，他自動告退。入清後，近十年，一直避難隱居，為明遺民，不仕新朝，以氣節為天下士子宗，繼其師張溥為“複社”黨魁。順治九年，被薦，受征入京，官秘書院侍講，轉國子監祭酒。順治十三年，借奔母喪名義，辭官不出。嗣後，居家至死，享年六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