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沃堯，字趼人，號我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是一位廣東籍的才子，他先在上海做事，後在上海為文，1910年客死在上海，年僅四十四歲。
對這樣一位才思敏捷、倚馬可待的清末作家來說，英年就告別人世，未免太早了一些。即使按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看，也隻能算是夭逝。而且，死的那天一切都好好的，剛搬了新房子，朋友來慶賀他的喬遷之喜，酒闌人散，夜裏就發急病，一口氣沒過來，便咽氣了。應該說，他的生命突然結束，有一點非正常死亡的嫌疑。
由他留下來的有價值和無價值的筆墨達數百萬字之多的寫作量來看，他辦報辦得太賣命，寫作寫得太拚命，而且，大概玩起來也玩得太沒命。這樣的瀟灑文人由於太過揮霍生命，很快走到了盡頭。
他算得上是中國辦小報的開創之輩，那時的上海不像現在有書號、刊號的限製，有出版部門的管理，隻要有錢，想出就出，一旦無錢，想不停也得停。所以，經他手辦起來的刊和報，雖名目繁多，但大半短命，如今看起來，其中不少是屬於文化垃圾之類，已無什麼意義。因為他以賣文為生，不得不製造些供有閑階級茶餘飯後、消食化痰的作品，為稻粱謀，情有可原，後人是不必深責的。所以他的筆下既揭露官場黑暗、士紳惡行，也指斥洋場劣態、媚外醜形，更嘲弄無知愚昧、科舉封建，當然也少不了無聊文字、捧場文章。此人短短的一生，以打筆墨官司，捧長三堂子，罵官府要人，損有錢老板，頗小有聲名，聞於滬瀆。
盡管他樹立的仇人不少，不過，結交的朋友更多。當他躺在棺材裏大出喪時，在洋鼓洋號導引的送殯隊伍裏，他著文捧過的四馬路倚門賣笑的鶯鶯燕燕、花花草草，也掏出小手絹，假裝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那些他作品修理過的租界寓公、紈袴子弟、沒落官僚、師爺衙役，那些他在文章裏刻薄過的吃洋教辦洋差做洋事說洋話的買辦、西崽、拿摩溫、包打聽之類，或酒肉之交，或牌桌賭友，或妓院常客，或報界同人，不管對他怎麼不滿意，不開心，麵子上的江湖義氣，總是要的，都趕來為這位海上聞人送行。這時，有一位先生對他的死，發表了一通議論。“吳趼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魂靈記》，又何說也因作挽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評說確切，蓋棺論定，趼人有知，當亦俯首矣！”
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中，談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家吳趼人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雖然魯迅隻不過記述其事，但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是光明正大、嫉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不會在意的，說不定嫌他開價太低，便宜了商人，讓人家抓了大頭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見諸報刊的“廣告文學”或“收費文學”，哪一篇不得大把大把地進賬？早先，編輯和作家，還有“逼良為娼”的感慨，後來，錢不紮手，便樂不得地幹，大有越幹越歡之勢，凡報刊上登出來的吹捧名不見經傳的廠長經理們的文章，十之九是付費的，其中包括介紹人的回扣。這類在文壇上司空見慣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了。吳趼人算什麼，小兒科一樁；魯迅太古典主義，一點也不通脫。時下大手筆的老板，掏錢雇兩個作家寫他，和找兩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來，為某企業寫一篇報告文學，報酬為一輛轎車；為某老板寫一部長篇小說，賞金是一幢房子；為某名流寫一本文學傳記，采五五拆賬分紅；為海外巨子寫什麼白手起家記，那所得幾乎是一筆不小的橫財。諸如此類的寫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初級階段題內之意；吳趼人的三百大洋隻有甘拜下風。說到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有什麼關係呢？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隻要有錢可賺就行了。但這些人不如吳趼人坦真，明明拿錢，還要撇清，本是圖利，更想求名，魚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議的吳趼人高明得多。這就不能不佩服後來居上，青出於藍，還是現代人厲害和狡猾。
我佛山人很大程度上是拘於麵子，答應了中法大藥房老板黃某（據曹聚仁先生說，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寫了一篇短文《還我魂靈記》，吹噓其製造的“艾羅補腦汁”。他說服用此藥後，如何“文思不澀”，如何“勞久不倦”，證明該藥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黃老板饋送大洋三百塊，表示酬謝。寫字付潤筆，作文給報酬，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行為。
其實，中國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講起阿堵物來，也是很在乎，而且並不很清高的。《譚賓錄》記載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長碑石，前後所製，受納饋送，亦至巨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鄭燮，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為“揚州八怪”之一，但也不恥談錢，他在《板橋潤格》裏公開侃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即或是三千枚當十銅錢，也不亞吳趼人每個字值不足大洋半塊的開價，比之前人，吳先生該算得上是一位謙謙君子。
要較之時賢呢，這價碼會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見近日有書商某某，斥資百萬，懸賞他所需要的小說，出手比之前兩年某刊的大獎十萬，闊綽了十倍。但文學能因注入資金而產生類此倍數的進步，恐怕連鬼都不信。但放心，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釋中所說的利潤的驅動力，肯定會有作家脫得光光地，甘願被這位書商量身訂做，製造中國的馬克吐溫式百萬英鎊的故事。
這種“老板出鈔票、作家出筆杆”的商業組合式的寫作，不知為什麼，氣味有些不對，總讓人回憶十年“文革”神州陸沉時，旗手號召的“領導出題目、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的手段，難免有三突出之嫌。但願這一次不是老戲法新翻版的障眼術，也許一不小，又弄出一部《紅樓夢》也未可知，那中國文學就有福了。
回過頭來再說這位吳趼人，他雖在清代文學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說到底，文學是一個消費市場，那些頂尖兒的大師，不可能滿足全社會所有讀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夠非大師級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額。我佛山人就屬於這一類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讀者，我就是一個。至今還能記得念中學時代，讀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欣快熱辣風味而捧腹大笑的樂趣，所以，對這寫作一生、風流一生、嬉笑怒罵一生的吳沃堯，頗有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