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當時的文化巨擘，哪一個不是在自求多福？梁啟超連清華研究院院長一職也懶得幹了，索性回家當老太爺了。4月8日，魯迅到廈門，轉廣州，與黃埔軍人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意氣風發。4月12日，胡適由西雅圖乘輪經日本回國，在船上研究《左傳》，頗有所獲。林語堂到武漢任國民政府外交秘書，此君洋文大大派上了用場。5月9日，盡管鬱達夫在上海致信王映霞，表示“可以為你而死”，說白了，這不過是情書中哄哄小姐的甜言蜜語罷了，並不打算真正實行的。看來，大家快活得不能再快活，自由得不能再自由，但王國維卻跳進了昆明湖。
直到今天，對於他的死，仍是其說不一，各執一詞。
最近我在書攤上還看到一部羅振玉後裔為其祖辨誣兼駁詰的書。其實，這種努力，也是徒勞，無論如何尋章覓句，求證索隱，也是無法改變曆史公論的。當然，一家之言，錄以備忘，作為學術研究，當無不可。但由此想到，所以引發出這樣的歧異和爭拗，是由於中國人講中庸之道卻並不中庸，持和合之說卻很難和而合之的緣故。若是空泛的，務虛的，不落到實處的坐而論道，肯定賓主盡歡，絕對談得攏。但是，一接觸到實際，一碰到具體問題，往往便絕對，便極端，便偏頗，便不留餘地，甚至不共戴天。
於是，王國維跳昆明湖，不是“殉清”，就必是“羅王交惡”，不是羅對王“翻臉逼債”，就必是為遜帝前景堪慮而“不降其誌，不辱其身”地先行一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數十年來，這個死謎成了一道解不開的難題。而且我始終不解，連放一個屁，還可能由於食物消化不良，長氣杆菌繁殖，腸道蠕動加劇，硫氫物質過剩等諸多原因造成，一個大活人自殺，為什麼隻能因為一個理由，而不能由於多種因素導致其非尋死不可呢？
其實，王國維的遺書，按常人心態來讀，就已經包含了這樣兩個內容。
一，“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二，“我死後，當草草棺葬，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寺。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他既充滿了對於未來的憂慮，也麵臨著一籌莫展的現實難題。因此，他跳昆明湖，“殉清”是愫自殺的很重要情愫“羅王交惡”則是使他失去全部生活依托，無法應對一家老少食指生計，而不得不自殺的主要原因。若僅僅“殉清”，可早可晚，也可不殉，但“羅王交惡”，卻立刻使他陷入絕境，不能自拔，若不死，那他活著，會比死還要難看。於是，合二而一，走屈原的自沉之路。
因此，這位國學大師，國文巨匠，在五月初二寫的這封遺書，最後一句話，“亦必不至餓死也”，應該是大有文章的，不知為何，竟無人關注到這句相當情緒化的詞句？那是一種極為負氣的口吻，絕非王國維一貫行文的風格。而且“餓死”一詞，也不是宿儒所慣於使用的百姓口語。
我不敢斷定這是出自羅振玉口的威脅，但王在死前與羅口角過，爭吵過，也是事實。因為王是兩袖清風，拙於謀生的一介文人，而羅卻是個在政治上有大抱負，事業上有大成就，文物考古上有大名聲的龐然大物。當老板的，未必好意思拍著桌子嚇唬對方，“你也不掂量掂量，你一旦失去我這靠山，難道你不擔心會餓死？”但是，誰能保證，羅在琉璃廠的夥計，不狐假虎威，欺侮老實人呢？
現在，已說不好羅給予王的金錢支持究竟為多少，更難算得清楚王回報羅的知識產權為多少，這就是王國維之死的謎底所在。不過，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也已經說得明白，分得清楚：“王先生在學問上的貢獻，那是不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顯著的實在是發明甲骨文。和他同時因甲骨文而著名的雖有人，但其實有許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
這大概就是曆史的公論了。
在中國文化史上，為了報恩，為了還債，為了平安，為了免災，為了生計，為了糊口，為了苟活，為了腦袋，忍心將畢生研究的結晶，苦心孤詣的成果，白首窮經的智慧，耗盡心血的作品，隱名埋姓地奉獻出去者，王國維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看到自己的兒子，變成別人的兒子，做母親的還得裝出笑臉，作心甘情願狀，那心中受熬煎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當右派的二十多年裏，為了摘帽，我也曾作寫作機器，討好過那些王八蛋的。雖然我寫的那些狗屎應景之作，馬屁下作之文，說實在的，扔字紙簍都嫌髒，但對那些不勞而獲者的憎恨、厭惡，對那些坐享其成者的鄙視、唾棄，卻是所有為奴隸的母親都會產生出來的相同感情。
於是我逐漸理解這位大師，他要是不跳昆明湖，也許就成一個永遠為別人拉套的冤大頭。
他撲通跳下去了，盡管還是纏夾不清，但至少令人生疑，憑這一點，就是成功。我們可以責備他不該這樣做，但對中國可憐巴巴的知識分子來說，除了這一條命外，他還有別的資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