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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國恢複高考後的第4屆。這3天，決定我這輩子，將永遠離開歇張村。我拿著大隊開具的介紹信，到公社所在地煙垢糧管所，辦理了糧食戶口遷出手續。這就意味著，我跳出了“農門”，即將成為吃“商品糧”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糧的！”
記得在村裏的稻田裏，在烈日下戴著鬥笠勞動時，村道上過來一個騎著飛鴿車、穿著“的確良”、戴著上海表、腳登黑皮鞋的幹部模樣的人時，田裏的婦女們，就會抬起鬥笠下汗水濕透的臉，無限羨慕地望著那個人，漸漸駛近、又漸漸走遠。如果那個騎車者，不識相地、誇耀地故意將自行車的鈴鐺搖響，他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句咒罵。
在村子的東邊斜坡上，有幾間當地唯一的磚瓦房，帶有一個頗為寬敞的院子，是我們那裏唯一的單位，全稱應該是“漳河水庫管理局大碑灣三幹渠管理處歇張管理段”，簡稱“管理段”，但在村民們口中，卻成了“管你蛋”。因為在湖北鄉間口音中，“段”（du3n）和“蛋”（d3n）同音。在我童年發生的事件中，包括這樣一件：某個夏天的傍晚，5裏路外的吳集放電影，我們一群孩子在去看電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長李胖子，騎著一輛自行車，神氣地從後麵追了上來，地點正好是一座已經幹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讀小學2年級。幾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一擁而上，有的拉自行車的後架，有的幹脆朝上麵跳。車頭東扭西歪，終於，李胖子連人帶車，跌進了泥塘裏。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後一個抓住他自行車的人，就是我。他咒罵著爬起來，將自行車拽上堰堤時，其他的孩子早就一哄而散，跑得遠遠的了，隻有我一個人，還傻傻地愣著，等待他揚起滿是汙泥的大手，給我一巴掌。這一巴掌拍在我的後背上，並不很疼，卻將後背糊上了一大塊汙泥。李胖子掉轉車頭，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國──那幾間磚瓦屋騎去，來時的白色身影，此刻變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長，自李胖子開始，後來換了好幾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糧”的，每月的夥食，來自一個神聖的、神奇的糧本。憑著那個本子，他每月騎自行車，或是差手下人，到幾裏路外的糧站，稱來幾十斤大米。後來的段長，卻得自己每個月從家裏用自行車將大米馱來。村民們就說：“這個段長是‘款’米袋子的。”“款”是當地土話，動詞，“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後，我的父親，也曾到這個管理段當過幫工，負責巡視渠道，並在菜地裏幹點雜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後，我堅決逼迫父親，辭去了這份還算體麵的“工作”。
當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給我的一巴掌，恰到好處地教訓了我的惡作劇。記得他從泥塘裏爬上來，見到是我時，氣呼呼地罵道：“好小子，妄圖謀害革命幹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並無意於真正害我。他的話，隻是那個荒誕扭曲時代的流行語，一種類似於今日的時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師也隻是在班上嚴肅地點名批評了我，卻並沒有將它上綱上線到“謀害革命幹部”這樣的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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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人劃分成吃“商品糧”和不吃“商品糧”的兩類。種糧食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0%，人多理應勢眾，卻在中國社會中處於低人幾等的地位。這是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在中國農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難忘的體驗。在舊中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道路，有許多條。比如，到城裏的商鋪當學徒，進工廠當徒工，慢慢熬成老板或師傅，在城裏安家立業。1949年之後，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後，這條路被徹底堵死。一個農家女孩，無論如何聰明，貌如天仙，也沒有一個城裏人肯將她娶回。因為，她在城市裏沒有，也不能獲得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在那個近乎赤貧的時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絕對養不起一個吃白飯的人。她隻能留在農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將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親一方掛鉤，也就是說，新生兒出生後，是吃“商品糧”，還是“‘款’米袋子”，視乎母親的身份而定。母親是農民，子女就是農民，哪怕父親是城裏的幹部。
這樣的歧視，不勝枚舉，幾十年不廢。
1975年夏天，公社組織了現場批判會。我家附近的小廟大隊，一位大號熊傳飛的回鄉知青，在田邊地角的小塊荒地上，種上了自己的莊稼：水稻或小麥。當時的口號是：“鬥笠大、扁擔長，塊塊種上革命糧。”熊的罪狀是：種下這些糧食，落入自己口袋。結果，數以萬計的公社社員，以及全公社十幾所中小學的全體學生，分期分批來這個村裏，觀看“資本主義複辟”的活樣板。我小學班上的女同學彭金娥，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將瞎眼爺爺種在路邊荒地上的煙葉，扯得幹幹淨淨，換來了一張大紅的喜報：《鬥私批修扯煙葉》。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塊大約兩平方米的荒地，作為我的“小菜園”，種了幾棵菜瓜和西紅柿，也被舉報到學校，遭到老師的批評。班主任還親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兩平方米的“小菜園”是否確實屬於非法開荒，是“資本主義尾巴”。“舉報”我的，可能是村裏最喜歡到我這裏借書但後來打過架的一位夥伴；我一報還一報，“舉報”他在自己院子裏種西紅柿，結果被班主任當堂駁回。熱愛大自然，熱愛植物與種植的童心童趣，就這樣被荒唐而嚴酷的政治踐踏，而“舉報”之毒，這樣早，就普遍植入了無知少年的心靈深處。在中國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夫妻互相“舉報”，父子彼此“揭發”，反倫常被歌頌為“立場鮮明”，反人道被標榜為“鬥誌堅強”，這樣的悲劇可以說無處不有，其來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