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8年的不準搭火車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準在荒地上私種莊稼，“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一脈相承的，是對人民利益，尤其是農民利益的輕賤和漠視。
前些天，給我家鄉的少年夥伴打電話。他時常關注我的博客，對我批判那個時代及當時主要領導人的文章，既不以為然，也隱隱擔心。他說：“你那樣評論，是不對的。哪個國家沒有經曆曲折呢？就像我們自己，哪個人的路走得很順？”
在越洋電話中，我無言以對。這是我小時候常常睡一個被窩的夥伴，在村裏門與門相對。因為閱曆、視野與審視的角度不同，他將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無心之過”，而我，覺得是“製度之惡”。如果執政者，不牢記“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古訓，隔三年五年，就來一番“一刀切”、“全國一盤棋”、“一風吹”之類的折騰，那樣的荒誕、荒唐、悲慘，還會重演。近年來，“半夜偷加印花稅”、“人民幣一夜‘勃起’”之類的事情，不是一再發生，跌破了國人與世界的眼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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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位讀者對我的評論，稱我為“農民作家”時，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帶有點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還是自豪。畢竟，從1991年，寫下第一篇關注“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散文《水稻》以來，我這一題材的散文作品，已經多達近百篇，許多都被收入全國性選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錄》，更獲得中美兩國約60家報刊載文評論，並入選“網絡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愛的20本書書目”。我從網絡檢索得知，鄭州市第11中學，更將該書列為當年高中生10大課外必讀書。在網友的博客中，提及、摘錄這本書的文章，據我偶爾檢索，竟然有50多篇。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還在於我，不僅遠離了農村，甚至遠離了中國。如今，我在被稱為“人間天堂”的美國夏威夷任教，靠漢語，更靠英語，掙一碗洋飯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離那個村子，村莊一天比一天破敗冷清的情形下，我於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財力，資助父母了卻了多年的心願，將幾間早已廢棄、東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間瓦房。父母故土難離，田園難舍，又從100多裏外的城裏，搬回村中，成了村裏唯一沒有責任田的“編外”村民。
我的內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覺淒涼。那三間瓦房，耗資不過兩萬元人民幣，竟然成了村裏近十多年來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萬確，成了村裏最“漂亮”、最“氣派”的房子，與周圍老舊、衰敗，毫無生氣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對照。
越來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隻剩下斷牆殘壁。連以前熱鬧喧嘩、孩子們打來打去的“大街”上，母親也種上了蔬菜。南宋詞人曾有“故宮離黍”的悲歎。昔日的宮殿，如今長滿了“黍”這種古老的莊稼，這種滄海桑田的變遷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親種植的這一片蔬菜，其“農村凋敝”的象征意義，實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與深思的，卻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什麼中國的城市日新月異，現代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農村卻人去村空、房倒屋塌，隻剩下老弱病殘，獨守著孫兒孫女？中國經濟三十年奇跡般增長，為什麼沒有惠及我老家，那個江漢平原邊緣，東距沙洋縣城不過30分鍾車程、北距荊門市不過一小時車程、到處是肥沃黑土、畝產稻米千斤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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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裏的村莊，有40多戶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於一處高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廟，稱為“歇張廟”，據說道教祖師張天師，曾在此留駐，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廟中佛殿，想必是用鐵所鑄（距離我家數百裏的武當山頂峰的佛殿，就是鐵鑄），所以，也被稱為“鐵廟子”。廟在村北半裏許的一處高崗上，是全村的製高點，風水應該很好，周圍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溝。那裏曾被開辟成生產隊的禾場，修有一間土屋，當作倉庫。我曾在那裏，將曬幹的稻穀扛進倉庫裏。後來，禾場被廢，成為麥地，土地深處，時常還有殘存的瓦片被耕出來，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廟裏香客如雲、香火鼎盛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