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無事的時候，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我的努力總歸於失敗，因為我並無任何繪畫才能。那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裏，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有時候我想，要是當年有照相機，能為我的村莊，留下一些照片，該有多好。
在我六七歲之前，我家的房子，並非我們家獨居，而是和後來擔任過多年大隊長的範維誌家合住，隔著天井，他們家住一側，我們家住另一側。這一點，怕是我的弟弟妹妹們，都未必知道。他們家後來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樹下，另建新屋，這座土屋才歸我們獨居。當時兩家是如何協商的、有哪些補償條件，我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隊的最高領導、村支書程應海家。他家晚飯吃得最晚，“夜深猶喚兒吃飯”，那個細節已被我寫進散文《回家吃飯》中。而《回家吃飯》中寫及的那個當鎮長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監記》中的主角。所謂世事如雲，命運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書記的隔壁，是隊長曾祥生家。這個當權時凶巴巴的精瘦老頭子，我對他頗有好感，因為他曾幾次弄電影到村裏，在大白天將倉庫關起門來當電影院，使四鄰八村對我們村羨慕得要死。他還曾請了一個河南的梆子戲班，在村裏連唱三天大戲，轟動四鄉，出夠了風頭。我尤其記得，他將一個河南討飯的老頭，收留下來，安頓在村外的養豬場居住，提供口糧，讓這個異鄉人，在我們村過了好幾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來，將他接回河南。老人離開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送了些大米。這個討飯的異鄉人和他的兒子是背著滿滿兩大袋大米離開村子的。有一年，我回家探親，他光著上身，走到我家門前。我敬了一根煙給他，他感傷地說：“寶林，你下次回來，怕是見不到我這個老頭子了！”與我非親非故，當權時曾多次欺負我家成分不好的這位前隊長，對我說出的這句感歎，令我感動和感傷。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惡”，歸於時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劉汝謙家了。一個農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這是我兒時常常思索的問題。他會所有的農活，但他卻能在牆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塊地方，將那裏變成語錄欄，寫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之類的語錄。劉汝謙是個任何時候都笑哈哈的農民，他腦子運轉得越快，眼睛眨動的頻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漢師範學院的大學生，武漢某中學的語文老師，莫名其妙，沒有任何文件和手續，他就當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後來被趕出武漢，回鄉來當了農民。有好幾年，他在隊裏的窯上燒瓦，將黃泥做成“瓦圈”，曬到半幹後，一拍成四瓦，手藝屬一流。他後來成為我的地理老師，我高考的地理成績是81分，這其中就有他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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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個堅定的念頭：為什麼我不能為這個村莊寫一本《村莊史》？在這本隻涉及一個中國小村的“斷代史”中，我要發揚太史公秉筆直書的精神，讓那些默默無聞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傳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這些如螻如蟻的生命，曾經承載了中國的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無情地奪走了他們的勞動成果，留給他們的是兩代人的赤貧，是如今的斷牆殘壁、冷清無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親種下的蔬菜。
有許多史實，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場大火，燒毀了半個村莊，成為我們村子的一大劫難，它究竟是怎樣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隊的民兵，用繩子牽著我家對麵的曾姓富農的老婆，遊街示眾，甚至到小學裏敲鑼，在全校師生，包括其子女前麵，自我辱罵。她的胸前，吊著一雙破鞋和一把稻穀。她真的偷過隊裏的稻穀嗎？遊街示眾的決定是誰作出的？
宋代儒者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是這樣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在這幾句話裏彰顯無遺。時易，境遷，這些我都難以企及。隻有“為生民立命”這句，也許勉強可以做一點嚐試。“生民”這個詞太大了，我所能替他們說幾句話的，隻有那些村民。
比如，寫這樣的一部《村莊史》。
這部書，我目前還沒有寫出來，但這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夢，一個承諾，一份責任。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