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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鄉下孩子上學都晚。1970年，我入讀小學，年已8歲。
記得去注冊的那天，我正在村子西邊的水渠邊玩水，兩腳是泥。父親去喊我，我不願意上學。父親就動手拉，我緊緊地抱住水渠邊的一棵樹。見此情景，村西的武漢移民李敘義便趕過來，和我父親一起，將我扛在肩頭，扛進了村南的小學堂。
我所在的村子，當時的行政名稱是荊門縣吳集公社歇張大隊第三生產隊。位於一處高崗之上的這個村落，堪稱全大隊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供銷社、榨坊、打米廠、衛生站，都設在這裏。尤為重要的是，大隊的最高政治領袖─程書記、行政領導─範大隊長，都住在這個村子裏。
當然，最重要的是，歇張小學也設在這裏。
在我兒時最幽遠的模糊記憶裏，村子南邊，應該有一片茂密的水杉林，大約有百十株。那些水杉，都像一條壯漢腰身那樣粗。它們是何時消失的，我已無可追憶，但那裏後來變成了棉田，現在，則是幾戶村民的宅基地了。
僅僅40年，一個小村就已麵目全非。
小學的格局我已全然忘記。我隻記得，學校裏有很多腰鼓。
讀了一年後，學校搬遷到離村半裏許的路邊，曲尺形的教室，土坯、青瓦，屋後有土台，種滿了槐樹。夏天裏，雪白如銀的槐花開得燦爛，摘槐花的河南女人就挎著籃子來了。我們本地人的籃子，竹編，長方形；河南人的籃子，圓形，柳條所編。這些河南淅川縣的丹江水庫移民，給我們帶來了別樣的習俗，也帶來了別樣的河南子弟，和我們一同跨進教室，漸漸被我們同化，成為地地道道的湖北人。
我記得學校搬遷那天的情景。老師規定，學生要將自己的凳子隨身攜帶，拿到新校舍去。田間小路上，浩浩蕩蕩，都是抬著桌子、扛著凳子的小小村童。
我在新校舍裏讀到小學畢業，時為1975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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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年級，第一個老師，大概是高宗銀老師。他瘦瘦的，但精神頭很足。我記得，“批林批孔”那一年，學校在我隊倉庫牆上辦牆報，戴德詳老師，也是我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親自拿了糨糊和刷子，將抄在白紙上的大批判詩文，貼在牆上。高宗銀老師的一首“寶塔詩”也在其中，全詩第一行一個字，逐行加字。最奇的是，這首詩每一句的最後一個字，都是“頭”字，我至今還記得這樣一句：“雙手十個黑指頭”。
我胡寫的一首七律之類的詩，也貼在牆報上。這塊牆報，與我家的直線距離，隻有幾米。而我家的牆上，靠近門框的右上角，也貼著一張白紙。那也是我的手筆，是替我識字不多、先後在國民革命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的地主爺爺寫的交代。那個時代，這等於賤民標誌。
見到我的詩上了牆報，衛生站的醫生熊同義老先生，慈愛地摸著我這個哮喘病孩的頭（哮喘病折磨我直到初中，才不藥而愈），說：“這孩子將來要成詩人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詩人”這個詞。後來，我讀高中時，和熊同義先生的小公子熊慶勇同睡一張床。這種兄弟情誼，不是歲月可以消磨的。
上學，最怕注冊那一天。鄉村學校的老師，談不上有什麼教育心理學的素養。報名時，老師高聲問姓名、性別、年齡，接下去就要問要命的家庭成分了。
“地主。”程姓的小學生勾著頭，囁嚅著回答。
“沒有聽清楚，大聲點！”後麵排隊的家庭成分好的同學，發出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