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聲音提高一點，心裏想的是：“老師，您難道不能替學生悄悄地填上嗎？不是說師生如父子，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嗎？”我的爺爺就是這樣教誨我的。
其實，這也怪不得老師。在那樣一個荒誕、瘋狂的時代，怎麼能夠指望鄉村小學老師身上體現出悲憫情懷和公平觀念。
在這種環境下，戴德祥老師對我的語文，尤其是作文的讚揚和鼓勵，對我保持健康的心理和自信，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經常是這樣：我的作文已經在班上被宣讀了，同學們還在冥思苦想。村裏的女同學，大多都來借過我的作業，特別是作文本。記得住在村北的黃豔，比我大一歲，懂人事也早些，在借我的作文本時，像鳩山拿李玉和的密電碼回去“研究研究”，還用小女孩的手，很滑稽地摸了摸我的兩頰。這大概算是兩性間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吧。
當時的校長姓蘇，50多歲，胖胖的、和藹的中年人。他是我們的算術老師。有一天，他跨進教室，赫然發現，黑板上不知是誰畫了一個圓圈，上麵有12個角伸出圈外。那些年，我們都喜歡在黑板上玩一筆畫成五角星的遊戲。不知哪個同學多畫了幾筆，成了12個角。
蘇校長大驚失色，開始追查，卻又不告訴我們那是什麼圖案。
很多年以後，我才恍然大悟：那是類似於“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的那個圖案。幸虧當時沒有查出結果，否則，會有怎樣的大禍降臨，天才知道。
3
1974年初夏時節，我小學四年級時，平生第一場政治災禍從天而降。說是第一場，是因為在1979年還有更可怕的第二場。
事情的來龍去脈，我暫時在此略過不提。我隻寫結果。
這時的校長，是曾令才。曾老師在我的印象中，愛紅臉，不善言辭。
那時，我們生產隊用現金鼓勵小學生撿糞。隨便說一句，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們村堪稱周圍幾十裏最富裕的生產隊，10個工分值，高達9毛多。據隊長曾祥生說，如果不是上麵幹涉，應該超過一元。在全國許多地方，日工分值隻相當於一兩毛錢的情形下，這種收入堪稱奇跡。我們村的孩子每天放學後，四散而去，撿豬糞、狗糞、牛糞與人糞，賣給生產隊。這些臭大糞中，牛糞最賤，人糞最貴，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
學校在堆積如山的我隊糞堆前，召開了現場大會。當著全體師生的麵，曾令才校長發表的演講中，有如下的句子：“雖然程寶林同學思想反動，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正錯誤。他撿的糞，生產隊還是要的！”
全校師生哄堂大笑。
那時，駐在我們生產隊的路教工作組組長，名叫丁科，組員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他們要將我抓為“階級鬥爭典型”的提議，可能遭到了大隊支書程應海的抵製。我永遠記得那是一個雨天，我眼巴巴地等在村子東頭，口袋裏，裝著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麵寫著“交代”二字。見到輩分為本家大伯的程書記，我將紙條塞給他，扭頭就跑。
今年2月，回到老家，給我的爺爺奶奶上完墳，專門為程書記留了一掛鞭炮、一遝紙錢，在他的新墳前，給他叩頭。在後麵的書裏，他也將占很大的篇幅。由於“階級”問題，在1980年我考上大學之前，他從未在我家吃過一頓飯。後來，他則每請必到，我也到他家吃飯了。那道人為的野蠻、邪惡之“線”一消失，人親的，還是人。
考上大學後，我和鄰村的範軍（原歇張小學民辦教師，比我高兩級的小學、中學同學），成了周圍村裏的“香餑餑”。春節前後，前來請我們吃席的，應接不暇，而作陪的，都是鄉村最有頭麵的人物，我至今還記得的，有小學校長曾令才老師、家住二隊在吳集街上的獸醫（暫忘了名字）等等。我和範軍也到曾令才老師家拜年、吃飯。幾年前的撿糞現場會，誰也沒有再提。後來聽說，曾令才老師調到吳集中心小學任教，和附近的一位農婦產生了一段頗為驚世駭俗的戀情，不知確否。現在，曾老師已經作古，壯年而逝，令人歎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