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有10年的時間，我隻使用圓珠筆。一個粗糙的細竹筒，再加上一根價值9分錢或1角1分錢的筆芯。這樣簡陋的裝備，在大學裏，簡直像一個遊擊隊員。我喜歡圓珠筆，倒並不全然歸因於我的貧困，而是這種自製的圓珠筆，多少有一點古樸自然的美。握著一根細小的竹管，似乎已成竹在胸、文思如泉了。有時候竹管破裂了，我便用白膠布緊緊裹上，使這支筆更加像一個負傷的戰士。那時候，羅中立還剛剛畫出成名作《父親》，把一管竹製圓珠筆夾在耳朵上，差不多成為校園裏的一種時髦。用這樣的一支筆來對付考試、寫詩和情書，該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情。有時我天真地想，馬克思是多麼了不起，僅僅用一根鵝毛，就寫出了《資本論》。同樣了不起的還有鵝毛筆時代的大師歌德、普希金……在我宿舍的窗外就是竹林，從南方運來的竹子被強行地栽種在這裏，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園林工人用水管給竹子虔誠地澆水，可它們還是不曾紮下根來，大多數竹子都先後死去了。我的這支筆管正是來自這一片竹林。每當握筆在手，我便要想起我的南方的故鄉，在那裏我像一根幼竹不斷受到砍伐卻最終能頑強地成長。
我的故鄉有竹林環繞。我把少年時代的第一支鋼筆遺失在某一處竹林裏。那是一支紅顏色的、很短小的筆，上墨水的方式很奇特，不是普通的膠囊，而是一支汲水管，跟我們這些鄉下孩子用竹筒製成、用來打水仗的“水槍”原理相同。這是我們家唯一的一位城裏親戚送給我的禮物，當時的價格是5角9分錢，大致相當於一斤雞蛋的售價。這支筆成了我的朋友。正是用它，我寫下了漫長文字生涯中最初的稚嫩文字，在作文課上，也因此獲得老師的稱讚。那些少年時代寫下的文字，現在當然早已湮沒於時光，在人生的變遷中蕩然無存，但我曾懷著一顆怎樣的癡心，長久地凝視著寫在紙上的字，看新鮮的墨汁漸漸幹枯，顏色也由藍而黑，終於變成一種固定的、經久不褪的東西，成為內在生命的一種呈現形式。
故鄉平原上那水平如鏡的方塊形稻田，和那些方格的稿箋存在著某種相似性。彎腰於稻田和俯身於稿箋，從本質上講都是一種嘔心瀝血的耕耘，但我最終還是選擇了稿箋而不是稻田來消磨我或長或短的一生，卻並非出自偶然，而更像是天意注定。我過1歲生日時，為我預卜前程的父母用篩子端出了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小物體：幾枚硬幣，一支從鄰居家借來的、老掉牙的筆，諸如此類的一些東西。我選擇了筆，而置錢和堅硬的糖果於不顧，這也許暗示著我的一生並不那麼富有和甜蜜。錢當然是好東西，糖果也不多餘。如果能三者得兼，當然是天下至美的事情。但如果隻能選擇一樣，我還是寧願再一次握緊筆。
在鄉村學校裏，男同學和女同學之間，一般是不公開來往的，交談也很少。沒有誰這樣規定，但也沒有誰覺得這不可思議。筆往往在男女同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有趣的聯係。寫字的時候，筆會突然幹枯，我就用胳膊碰一碰身邊的女同學，示意她把自己的鋼筆擰開，擠給我幾滴墨水。和我同一根長凳坐著的，還有男同學，前排和後排也有，但我還是願意向女同學借幾滴墨水。第二天上學的時候，我會將筆管擰開，將墨水一滴兩滴地如數擠還給女同學。當然有時候我也會賴賬，根本不打算償還。我願意和女孩子們鬧一點小小的糾紛，背負著欠下的這一點可笑的債務走向生活和人生。當我在大城市裏，在一棟高聳入雲的大廈裏用一支價格昂貴卻非我所買的筆寫這篇關於筆的文章時，那些借給了我無數滴永遠也償還不清的墨水的女同學，早已嫁到四麵八方的鄉村裏，此刻正坐在農閑時節的屋簷下，一邊曬太陽，一邊納鞋底。除非為了記賬，收入和支出——這些日常生活的流水，她們不會想到她們也曾擁有過筆，更不會想到她們引以為榮的男同學，此刻會在遠方的大都市裏，因一支新投入使用的高級金筆而懷想起她們，在眼前浮現出她們那紅潤、質樸、敦厚而善良的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