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時候，祭灶的習俗已經消亡了。這種消亡是在所難免的，因為每家每戶的灶都早已拆除，連鍋也都砸碎煉了鐵疙瘩，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碩大無朋、令人望而生畏的灶，有點像那個時代隨處可見的土高爐。起初，圍著那口宛如池塘的大鍋，人們大碗吃飯，後來大碗喝粥，最後，隻有大碗喝水的份了。
幸好，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我記事的時候已經結束了。灶，作為農家溫暖的心髒和信仰的象征物，又回到了廚房裏，占據了最神聖的一席之地，並且借助一根順暢的煙囪，理直氣壯地吐出了嫋嫋炊煙。經過了喧囂和狂熱之後，鄉村複歸於往昔的寧靜。
祭灶的習俗，留在了老一輩懷舊的絮叨中。據說，每年的臘月二十三，是灶王爺上天，向玉皇大帝稟報一年農事的日子。在這一天，農民們都要揮動掃帚，把整個屋子，尤其是廚房的屋頂掃個幹幹淨淨。每逢這種時候，最開心的當然要算小孩子們了，因為這表明新年快要到了，富裕些的家庭，可以給每個孩子添一件新衣裳；再貧寒的家庭，孩子們也可以飽飽地吃一頓蒸肥肉。至於大人們的心事，當然是祈望來年風調雨順、人畜兩旺、五穀豐登。人類懷著這種樸素的願望，幾乎是從農業誕生那一天開始的，跟古老的農耕文化一樣曆史悠久。可堪喟歎的是，我們仍然必須捧著碗，一代又一代地仰望天空，這又豈是一個糧食或農業問題呢？
我們家是全村四十多戶裏最窮的一戶。但我們家的灶膛裏卻火光熊熊，使土磚砌成的屋子充滿了溫暖和天倫之樂。這自然首先要歸功於我的奶奶。奶奶三十多歲時，因不堪前夫的虐待，改嫁給了我的剛從解放軍部隊回來的地主爺爺。奶奶是個極會過日子的人，在飲餓的年代裏，雖然我的家鄉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但農民所能吃上的自己親手種出的大米，數量也是極其有限的。很多的時候，人們必須吃紅薯、南瓜、青菜、蘿卜，度過青黃不接的緊要關頭。這種時候，便顯出了奶奶的非凡之處來。她把這些粗糙的食物，烹調得精美可口，使我們這群餓狼瘦狗般的孩子們，吞咽起來格外香甜。如果這些雜菜一時吃不完，奶奶便會動手將它們醃起來，或製成薯幹，還可用南瓜熬糖，使苦澀的鄉村生活，充滿了甜味。奶奶年輕時很漂亮，又是從城裏嫁到鄉間的，在灶前有如此的手藝，加上人緣好，博得了村婦村姑的友情，即使在嚴酷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日子裏，我們家也仍然能夠感受到鄉鄰之間的溫暖。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歲月，就是那時候度過的。冬天來臨，北風呼號，天井裏結了長長的冰柱子。如果恰逢星期天的話，我就可以賴在被窩裏，這時候，奶奶就會把我的小棉褲拿到灶前烤暖和了，捂在自己的對襟棉襖裏，顛著一雙裹過的小腳跑進來催我起床。我仍然不願起來，奶奶隻好又去灶間忙活一陣，再顛著小腳跑過來，把變冷的棉褲再烘一遍。如是者三，我才穿上暖烘烘的棉褲，起床，推門一望，啊，滿地皆白，好大的雪啊！心裏的暖意便流遍了全身。奶奶嫁到我家時，我的父親已經五六歲了，但我仍然覺得我的血管中，漩流著奶奶那善良、慈愛的血液。
小時候，我是一個羸弱的少年，早熟而耽於愁思。每到冬天，可憎的哮喘病便折磨我的肺葉，有時我會咳嗽到半夜無法入眠。奶奶便會買來大粒的海鹽，放在鍋裏炒熱後，裝在一個小布袋裏，拿來放在床上，貼著我的後背，用熱鹽來吸除我體內的風寒。我立刻覺得全身舒坦多了，咳嗽也漸漸平緩，奶奶臉上便浮起了笑容。我小時候想，如果家裏沒有奶奶，沒有奶奶所操持的給家庭生氣的土灶，我們家一定會冷冷清清的。
以後我考上了大學，在一個不大的範圍內，還獲得了“詩人”的稱號，奶奶不識字，當然不明白“詩人”是幹什麼的。她認為我畢業回來，在鄉裏當一個幹部，最好是當鄉長，才算榮耀，為她露了臉。到我家做客的幾位鄰村的大學生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我也感到很幽默，但幽默中卻飽含著辛酸。奶奶倒真是這樣盤算著為我設計人生的。吃飯的時候，奶奶端上煎幹魚、新鮮豆腐、粉條燉豬肉和弟弟從稻田裏捉回的鱔魚。在一個貧困的家庭裏，這是奶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菜肴了。以後我有不少機會吃上數百元、上千元一桌的盛宴，但我總是覺得惶然，猶如芒刺在背。我希望我能有機會讓奶奶也品嚐一下這些她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東西，讓她善良的心裏明白，這世界的不公正與不公平。如果她知道和我碰杯的或應酬著、寒暄著、套著近乎的人，是一些比鄉長、區長甚至縣長都要顯赫的人時，她老人家大概是要受驚的。而我呢，置身席間，在觥籌交錯與喧聲笑語中，我感到我不屬於這個階層，和他們格格不入，似乎鄉村灶前的火光，映紅了我的臉，那是窘迫，更是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