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床榻緊靠著窗子，老舊的窗子沾著灰跡，半擋半掩著的窗簾，仿佛永遠懸垂在那裏。窗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就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小街，幾株斑駁的老榆樹，在街道兩旁兀自站立著。人們在窗外閑談說笑；人們在小街兩旁走動停留；人們在霜寒露冷落葉紛飛的歎息中遙想著隨之而來的冬天。姐姐靠著被子，蒼白嬌小的臉頰盛著秋日最後一抹光亮，她努力地向外張望著，其實那時她已經看不見什麼東西了，十多年的疾病在她體內蔓延著，視網膜和眼底病變已經讓她沒有了光感。我和母親站在她身後不遠的地方。我忽然想起姐夫已經快兩個月沒來家裏了。
姐夫是一家集體企業的倒班工人，他性情隨和不善言辭，又粗又重的眉毛下，是一雙憂鬱而清澈的眼睛。六年前姐姐經人介紹與他相識，姐夫敦厚內向的性格，清貧破落的家境，掀動了姐姐內心的波瀾。姐姐當時在一家大醫院做護士工作，個性聰慧好說好笑，還是全係統的勞動模範。姐夫的二老都已年過七旬，姐姐自然承擔起照顧伺候二位老人的義務。姐夫的家是一處平房，狹窄潮濕的幾間小木板房裏，住著大大小小六口人，老爺子癱瘓在床上，整日整夜地大睜著雙眼，目光呆滯地盯著剝落的牆板。老太太一棵接一棵地抽著旱煙，皺紋堆累的臉孔深埋在厚重的煙霧中，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裏，充斥著咳嗽與呻吟聲。姐夫的二哥二嫂和他們的孩子擠在另一間黑乎乎的屋子裏，爭吵哭鬧聲清晰可聞。姐夫在漆黑的過道裏搭了一張板床，他在夜裏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暗淡的目光裏閃動著幾絲憂怨。姐姐下班以後，就會坐上公共汽車，大老遠地看望姐夫和他的家人。她的體貼和細心，她的溫柔和開朗，使姐夫的家裏充滿了生活原有的情調，那些日子裏歡笑聲也常常在姐夫和他家人的臉上綻露著。姐夫偶爾也會騎上自行車，大老遠地來我們家，母親會親自掌勺，做幾道拿手的菜。父親也會拿出珍藏的酒來，招呼大哥和姐夫一起來喝上兩杯，三個人都沒什麼酒量，臉色一個比一個紅，姐姐貼著姐夫的耳朵說話，像是叮囑他少喝一點，姐夫連連點頭，臉上卻洋溢著沉醉般的幸福。
那一年的冬天老爺子過世了。第二年的秋天姐姐和姐夫正式登記結了婚。他們的新居就是當初老爺子老太太住的小板房。不足十平米的空間裏，擺放著很少的幾樣家具，床罩被罩窗簾門簾都是姐姐一針一線精心刺繡的。屋裏最大的變化就是拆掉了原來的土炕，支起了一張鋼管的雙人床。老太太搬到姐夫大哥家裏暫住，兩個人溫馨而寒酸的新婚生活就這樣開始了。那一年我十五歲。想想看，那真是一個讓人感動得欲哭無淚的秋天。
寒來暑往，光陰荏苒，當我和母親默默無語地陪著姐姐注視著窗外的秋天時，姐姐與姐夫的感情生活已經走過了六年。六年裏老太太過世了，姐夫的單位也解體了，六年裏我的父親過世了，大哥也去外地謀求他事業的發展了。六年裏姐姐因病辭掉了工作，母親也從單位退了休。六年裏我已從學校畢了業，參加了工作，還交了女朋友，堂而皇之地成了大人。我不是個敏感細心的人，對姐姐和姐夫的感情生活幾乎茫然無知。姐姐的病情幾度加劇，她白天在單位照顧護理別的病人，晚上就把針和藥帶回家，自己上藥打點滴。後來她不怎麼回姐夫那裏了，婆家離醫院太遠，各方麵的條件實在太差，萬一病情發作了恐怕來不及的。疾病把姐姐折磨得不成樣子，她濃密的頭發日漸稀疏；她紅潤的臉頰日見蒼白；她晶瑩如水的眼眸越來越暗淡。她常常叨念著姐夫的名字，叨念著那個簡陋寒酸的小家。姐夫隔三差五地就會騎著自行車來到我家，看著姐姐憔悴不堪的模樣，他的話就更少了。他一個人搬到外麵去住，二哥二嫂索性占了他們的房間。姐夫想與人合夥做點生意，不是被人算計了吃虧上當，就是跟自己慪氣一條道跑到黑，即便稍有盈餘也要交回家裏，更別說承擔姐姐這邊巨額的醫療費了。姐姐幾次提出離婚的要求，姐夫隻是沉默不語。姐姐不停地去醫院住院，姐夫日以繼夜地護理她。周圍的人閑言碎語像角落裏的苔蘚隨處滋生著，姐夫年輕的麵孔那些天忽然衰老了，他一棵接一棵地抽著煙，他的焦慮讓我十分鄙夷。我最討厭男人流淚的樣子，姐夫來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了，直到有一天，姐姐再也看不清這個世界了。直到有一天兩個穿製服的陌生人送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姐姐想見到姐夫，但是她沒有見到，所有的好心人這時都站出來，仿佛他們是拯救姐夫脫離不幸婚姻的上帝。姐姐仍在叨念著姐夫的名字，她像所有女人那樣，默默地洗衣、做飯、拖地、織毛衣；她像所有女人那樣聽歌、流淚、自言自語；她像所有女人那樣期待著奇跡的降臨，祈禱著明天的幸福。當她再次見到姐夫時，是在法庭上。那天我沒有去，我想象不出姐姐用殘存的視力摸索著在判決書上簽字時的情景，我也不知道姐夫那天眼裏是否噙著酸楚傷痛的淚花？那應該是個短暫卻又緩慢的過程。倉促的隻需要在那張紙上寫下幾個字，或者按上一個指印，漫長的要你用一生去破譯領悟這現世的姻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