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他比我先進，也是我的畏友之一。在“二十年代”中，為了愛國運動，我們之間曾有過一陣爭辯。當然，那時候大家都是孩子氣，他卻比我早認透了帝國主義凶惡的麵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他接觸人民革命的實踐也比我早，也比我積極。1952年以後，在文學研究所，他應當是我的領導人，大家還和從前一樣，老朋友般的相處著。他過於信任我了，有時我不免辜負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處，他不放過讚美我的機會，我有缺點，他也不客氣地對我說。如他常說：“平伯，你不能這樣子。”記得今年春天，在他的黃化門寓所茗話，雖隻短短的一會兒，對我卻是永遠不能，也是不該忘記的。
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顯得這樣兀突，使後死者殊難為懷。我隻寫了一副短短的挽聯：
兩杯清茗，列坐井長筵，會後分襟成永別。
一角小園，同車曾暫賞，風前揮涕望重雲。
幾十年的交誼，實非短短的儷偶文字所能包括的；所以這裏隻敘說他和我最後兩麵的情形：第一次在十月八日，第二次在十三日，到十七日他就死了。
話說得很平常，卻需要一點注釋。上聯是：文學所開會，大都拚著許多長條案，上麵鋪著白布。所裏隻供給白開水。振鐸喜歡吃茶，常帶著一小匣茶葉。他喜歡和老朋友們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攜來的葉子放一點點在我們的茶杯裏。十三日我在所中，時間比平日略早些。振鐸也就來了，遂在他的辦公室小坐。他沏了兩杯茶，開會的時刻也就到了，茶還沒有喝什麼，覺得很可惜。我們便各人攜了一隻茶杯、一個茶碟，上樓去開會，仍舊並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還有教課，先走了一步。會尚未散。也沒有能夠向他握別。誰知這是最後的一麵！隻有天知道。
下聯是：比這次稍早一點的上星期三，也一樣的開會，一樣的並坐吃茶，卻有伯祥。會散後一同搭乘鐸兄的車回城。他要順途到他的寶禪寺街的新居看看，我們也跟了去。這是所老房子；相當大，池廊亭榭都有，卻黯淡了。裏邊正搬進了許許多多的書籍。有的地方，書架排得這樣擠，人要扁著身子才能勉強通過。有一位同誌，在那邊招呼。廳很寬敞，前麵伸出一大方塊暗廊沿，大約叫抱廈罷。振鐸還說，這裏可以借你們昆曲社做曲會。又說，不久他們就要搬家，等他從國外回來，就到新房子裏來了。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沒有住過的，我想。
挽聯做得不好，哀感卻是真實的。但感情雖然真實，能夠借這個表現出來麼？恐怕不能。下聯結句，以碧落代黃泉。要從漫漫的太空裏去找長逝的故人，明知這是癡想，有時卻由不得自己這樣抬頭一望。
再說追懷故人，與其用深悲極痛那樣的套話，還不如說淡淡的悲哀嗬。這樣的悲哀，它倒的確不妨礙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雖說是淡嗬，卻會悄悄地，暗暗地，偷偷摸摸地向你襲來，使你有時惘惘然，若有所失。有時木木然發呆等等。假如警覺地仔細尋去，又好像沒有什麼了。
振鐸愛書成癖。萬卷楹書身後不知怎麼樣了。他生前曾說，可以捐給公社開辦一個圖書館。我想不久一定會有妥善的安排的。記得古詩有雲：“亡書久似憶良朋”，恕我倒過來用，今後，我將時時追念這一本永遠找不回來的好書，
1958年11月13日。
五四憶往
五四到現在，恰好四十年。那時我才二十歲，還是個小孩子，對於這偉大、具有深長意義的青年運動，雖然也碰著一點點邊緣，當時的認識卻非常幼稚，且幾乎沒有認識，不過模糊地憧憬著光明，向往著民主而已。在現今看來，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確的，在那時卻有“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伴著它興起的有新文學運動，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動，應當說更在以後。我初次學做一些新詩和白話文。記得第一篇白話文，自己還不會標點，請了朋友來幫忙。第一首新詩，描寫學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現在小河已填平，改為馬路了。仿佛有這樣的句子：“雙鵝拍拍水中遊，眾人緩緩橋上走，都道春來了，真是好氣候。”以後更胡謅了許多，結成一集曰《冬夜》。這第一首詩當然不好，卻也不是頂壞，不知怎的，被我刪掉了。北大畢業後到南方，更認識了一些做詩的朋友，如朱佩弦、葉聖陶、鄭振鐸等，興致也就高起來。曾出過八個人的詩選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務版），這裏有振鐸作品在內。日前我看到談鄭先生遺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卻，大約這詩集近來也很少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