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一定已經想到，我是讚成王國維的答案的。在我看來，中國人缺少對精神價值的尊敬，從而也缺少對守護和創造了精神價值的人的尊敬，這是明顯的事實。我暫時先提一下這方麵最直觀的一個表現。在歐洲國家，任何一個城鎮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經有某某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學者在那裏生活過，或者居住過一些日子，他們必會精心保存其故居，掛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時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這個僅幾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數十處。在巴黎先賢祠正廳裏隻安放了兩座精美的墓，分別葬著伏爾泰和盧梭。如果不算建祠時葬在這裏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些政治家和軍人，進入先賢祠的必是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總統之類是沒有資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幾處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麼人有資格進入八寶山的主體部分，我們就可知道其間的差別了。
五，從頭腦方麵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說我們不重視精神本身的價值，這是一個婉轉的說法。換一個直截了當的說法，我要說中國人、中國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說精神性相當弱。所謂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兩個層次。理性屬於頭腦，超越性屬於靈魂。所以，精神性之強弱，可以從頭腦和靈魂兩個層次來看。
精神性的一個層次是理性。通俗地說，有理性即有自己的頭腦。所謂有自己的頭腦，就是在知識的問題上認真，一種道理是否真理，一種認識是否真知，一定要追問其根據。從總體上看，西方人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非常認真，而我們則比較馬虎。
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學家們極關注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這方麵的討論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如果要對人類知識的根據追根究底，就會發現其可靠性麵臨著兩大難題：第一，如果說與對象符合的認識才是真知，可是對象本身又永遠不能在我們意識中出現，一旦出現就成了我們的認識，那麼，我們如何可能將二者比較而判斷其是否符合？第二，我們承認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同時我們又相信在人類的知識中有一種必然的普遍的知識，它們不可能來自有限的經驗，那麼，它們從何而來？康德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家之所以孜孜於要解決這兩個難題，就是想把人類的知識建立在一個完全可靠的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國的哲學家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隻有莊子，但基本上沒有後繼者。知識論是中國傳統哲學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即使討論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宋明時期算是最重視知識論的，可是所討論的知識也偏於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陸王的盡心窮理的“理”，皆如此，分歧隻在悟道的途徑。
在哲學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在西方，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比較多，他們在從事研究時隻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他們中產生了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則少這樣的人。以效用為目的的研究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一旦覺得夠用，就會停下來。同時，唯有層層深入地追問根據，才能使理論思維趨於嚴密，而由於中國人不喜追根究底，滿足於模棱兩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論思維不發達。此外，本來意義上的熱愛真理也源於在知識問題上的認真，因為認真，所以對於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須堅持，不肯向任何外來的壓力(政府，教會，學術權威，輿論，時尚)屈服。中國曾經有過許多為某種社會理想獻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蘇格拉底這樣為一個人生真理犧牲的哲學烈士，或像布魯諾這樣為一個宇宙真理犧牲的科學烈士。
六，從靈魂方麵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說，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靈魂。所謂有自己的靈魂，就是在人生的問題上認真，人為何活著，怎樣的活法好，一定要追問其根據，自己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意義，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原則和方式，決不肯把隻有一次的生命糊塗地度過。而一個人如果對人生的根據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會麵臨諸如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聖之類根本性的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於更高的精神存在。從總體上看，我們在生命的根據問題上也遠不如西方人認真。
有人說，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最大成就，中國哲學在這個方麵非常豐富和深刻，為世界之最。從比重看，人生哲學的確是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而在西方哲學中則好像沒有這麼重要的地位。若論人生思考的豐富和深刻，我仍覺得中國不及西方。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活？或者說，活著有什麼根據，什麼意義？這是一個人麵對宇宙大全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追問的是生命的終極根據和意義。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靈魂哲學，是宗教。中國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怎麼活？或者說，怎樣處世做人，應當用什麼態度與別人相處？這是一個人麵對他人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尋求的是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是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