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我推測，很可能是因為對死抱著不同的態度。對於西方人來說，死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人生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使人生一切價值麵臨毀滅的威脅，不解決這個問題，人生其餘問題便無從討論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哲學看做預習死的一種活動。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學傳統，即致力於尋求和建構某種絕對的精神性的宇宙本體，潛在的動機就是為了使個人靈魂達於某種意義上的不死。至於在基督教那裏，所謂上帝無非是靈魂不死的保證罷了。中國人卻往往回避死的問題，認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討論，討論了也沒有用處。在這個問題上，哲學家的態度和老百姓一樣樸素，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以死生為一條”，抱的也是回避的態度。從死不可避免來說，對死的思考的確沒有用處，但不等於沒有意義，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對死的思考不但不關閉、反而敞開了人生思考，把它從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為生命尋找一種高於生命本身的根據和意義。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隻能局限於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了。中國之缺少形而上學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學中的宇宙論遠不具備形而上學的品格，僅是其道德學說的延伸，然後又回過頭來用做其道德學說的論證。所謂“天人合一”，無非是說支配著宇宙和人倫的是同一種道德秩序罷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中國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係。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於乃至獻身於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總起來說，我們缺少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或者說，缺少廣義的科學精神和廣義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點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們在其他方麵的缺點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為什麼我們不把個人自由本身看做價值和目的，而僅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不覺得有必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思想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如果他不覺得有必要讓自己的靈魂來給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關於這一點，梁淑溟說得很傳神：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這個作什麼，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另一麵呢，“西方人來看中國人這般的不想要權利，這般的不把自由當回事，也大詫怪的”。因為他們一定會覺得，一個人如果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哈耶克確實告訴我們：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人人生而不同，每個人的獨特性是每個人的生命的獨特意義之所在；而強製之所以可惡，正是因為它把人看成了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靈魂的東西。奇怪的是，在當前的哈耶克熱中，人們對他的這種價值立場很少關注，往往把他的理論歸結成了經濟自由主義。
又例如，梁啟超曾經提出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中國人在精神的層麵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對社會的責任心。在我看來，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國人缺少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沒有敬畏之心，沒有絕對命令意義上的自律。我們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聖，即某種決不可侵犯的東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喪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義。靈魂的嚴肅和豐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個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對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