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對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說幾句話。我常常聽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是缺乏社會承擔和獨立品格。據我看，表麵上的社會承擔並不缺，真正缺的是獨立品格，而之所以沒有獨立品格，正是因為表麵上的社會承擔太多了，內在的精神關切太少了。我並不反對知識分子有社會責任心，但這種責任心若沒有精神關切為底蘊，就隻能是一種功利心。我們不妨把中國知識分子與俄國知識分子做一個比較。俄國知識分子在社會承擔方麵決不亞於我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們同時又極關注靈魂問題，這使得他們能夠真正作為思想家來麵對社會問題。隻要想一想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們就會同意我的說法。一個人自己的靈魂不曾有過深刻的經曆，則任何外部的經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來。譬如說，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也許不亞於俄國知識分子在沙皇專製下或斯大林專製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們沒有寫出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優秀作品，哪怕能夠勉強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應該說，人性在其基本方麵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頭腦，都有理性的認識能力。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靈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這本來都屬於共同的人性。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並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呢？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必是複雜的。不管怎樣，作為綜合的結果，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製，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隻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王國維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在他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一是靈魂的認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義問題並產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苟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這兩點特質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的人。因此，他與德國哲學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對哲學的這種具有強烈精神性的關注和研究在當時幾乎無人理睬，與嚴複的實用性的譯介之家喻戶曉適成鮮明對照。他後來徹底鑽進故紙堆，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我認為應該從這裏來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說，淘汰機製的作用迫使他從較強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較弱的精神性上來。
這裏有一個惡性循環：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來，怕被淘汰就是一種實用的計算。如果你真的有純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應該堅持。我希望中國有更多立誌從事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學術的人，即以精神價值為目的本身的人。由於我們缺乏這方麵的整體素質和傳統資源，肯定在很長時間裏不能取得偉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這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是為了成為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才去從事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價值當做目的而是當做手段了，你的確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實用價值的事。我相信，堅持純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許在幾代人之後，我們民族的精神素質會有所改觀，也許那時候我們中會產生出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和大詩人了。
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