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審美的人生態度又是一種非科學、非功利的人生態度。科學精神實質上是功利主義，它旨在人類物質利益的增值，浮在人生的表麵，回避人生的根本問題。尼采認為，科學精神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避而不看人生的悲劇麵目因而與悲劇世界觀正相反對。科學精神惡性發展的後果，便是現代人喪失人生根基、靈魂空虛，無家可歸，惶惶不可終日。
尼采並不否認道德和科學在人類實際事務中的作用，他反對的是用它們來指導人生。人生本無形而上的根據，科學故意回避這一點，道德企圖冒充這種根據而結果是否定人生。所以，如果一定要替人生尋找形而上的根據，不如選擇藝術。
有一個時期，尼采受實證主義影響，表現出揚科學抑藝術的傾向。事實上，在此前後，尼采對於藝術能否賦予人生以根本意義始終是心存懷疑的。他一再談到藝術是“謊言”，詩人說謊太多，他厭倦了詩人。但是，問題在於：“倘若人不也是詩人，猜謎者，偶然的拯救讓我如何能忍受做人！”所以他不得不求諸藝術。日神精神的潛台詞是：就算人生是個夢，我們要有滋有味地做這個夢，不要失掉了夢的情致和樂趣。酒神精神的潛台詞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劇，我們要有聲有色地演這幕悲劇，不要失掉了悲劇的壯麗和快慰。這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審美人生態度的真實含義。（周國平）
悲劇精神與藝術人生
在19世紀後半葉的哲學界中，尼采無疑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方麵是因為他驚世駭俗的哲學觀點引起人們對傳統基督教文化的懷疑，另一方麵，正是在他的影響下，20世紀哲學對感性的高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於對文化問題的關心，尼采敏銳地發現了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症結所在，在後來的哲學中，他把攻擊矛頭指向了基督教的文明和傳統。他宣稱“上帝死了，因此一切都可能發生。”必須對所有價值做出重新估價。尼采為他的新價值觀描繪的第一個藍本就是《悲劇的誕生》。如果單從寫作目的上看，《悲劇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語言學的考據作品，然而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會發現它更重要的一麵——文化批判。在這部作品中，尼采從考據的角度論證了希臘酒神歌劇向希臘悲劇的發展，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概念，從而闡述了他對人生和藝術的獨特理解。酒神和日神是尼采哲學中的一對重要範疇。他用這兩個形象來比喻希臘悲劇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兩種力量。在他看來，這二者反映的精神都是人生命意誌的本能。尼采認為，日神與酒神這兩種力量在人的心靈中相互鬥爭又平行發展，直到最後，由於古希臘意誌形而上學的奇跡，它們竟彼此結合，最終產生希臘悲劇。希臘悲劇所體現的精神既是酒神的，同樣也是日神的。尼采認為日神精神體現在雕塑之中，酒神精神則依存於音樂。人類的藝術來源於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對立與衝突。一切藝術家或是日神的夢的藝術家，或是酒神的醉的藝術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酒神祭》作為完滿的真正個體的酒神精神和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精神水火不容。蘇格拉底提倡“唯知是美”，而在尼采看來人類的理性所帶來的隻是不準確的知識。他主張一切價值判斷都要從人本身來考慮，反對基督教對人生做出的善惡評價。在尼采看來，人的生命超然於善惡之外，不要壓抑生命的本能，要以悲劇精神（主要是酒神精神）享受人生，為自己創造生命的快樂。理性科學精神的實質是功利主義的，它直接的結果是物質利益的增長，無視人生悲劇。這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它的惡性發展造成了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把審美價值提到了相當高的位置。他說：“隻有作為一種審美現象，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分理由的。”藝術產生於人類的生存需要。在殘酷的世界麵前，人隻有通過審美和藝術活動，給生活以新的價值，從而才能鼓起勇氣直麵現實的苦痛。他指出：“我們的宗教、道德和哲學是人的頹廢形式。而相反的運動——藝術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來的形而上活動。”在尼采的思想中，人類要通過藝術來實現對悲劇人生的超越。當一個人以審美的、藝術的眼光看待生存的荒謬時，這種悲劇便不再歸到個人身上而帶有普遍意義了。世界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一幕幕的人生悲劇，當一個人站在宇宙的角度看待這悲劇時，他便會發現，個人自身的悲劇無足輕重，它隻不過是宇宙的一個小小的審美遊戲。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尼采雖然信仰悲劇哲學，但他的人生態度並不是悲觀的。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我們隨處可見他哲學的另一麵：對生命的熱愛。在他後來的哲學中，對生命的關懷也貫穿始終。正如有人指出的，古希臘是尼采心中的一塊聖地，他一生都走在這條朝聖的路上。在現實社會中，當時的尼采也看到了他的希望，這就是以瓦格納等為代表的德國新音樂的興起，它是酒神精神在德意誌精神的醉境根基上的覺醒。從瓦格納音樂所創造的世界中尼采體驗到一種痛苦的宣泄與快樂，這種藝術的超脫作用使尼采樹立了藝術人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