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問題。嚴格地講，海德格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當我們在表達中使用“是”時，我們到底想的是什麼？這裏被問及的是表達的意義。海德格爾把這個問題和關於存在本身的意義的問題緊密聯係在一起。對於領悟這個問題在意義上的雙重性，海德格爾居然聲稱，對這個問題意義的領悟根本就不曾有過。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斷言。
我們可以說，關於存在的意義（不是關於表達的意義）的問題，是一個自曆史之初直到今天，一直不間斷地困擾著人類思考的問題。這是對人類生存的意義、目的、含義以及自然的意義、目的、含義的發問。這是對人類生存價值和取向的發問，是對世界、天界和宇宙為何原因和為何目的的發問。實踐上的道德生存使人對此發問。在物理學、形而上學和神學尚且沒有分離的過去的年代，科學也曾試圖解答關於意義的問題。但是康德發現，我們人作為道德的實體，肯定會對意義發問，可是人作為科學家卻不能對此給予任何回答。從此以後，嚴密的科學對意義問題退避三舍。但在人的實踐中的道德生存卻繼續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在廣告中、在詩歌中、在道德的反思中、在宗教裏均是如此。海德格爾怎麼能聲稱：人們已經對這個問題根本無所領悟了呢？隻有當他認為，所有這類意義的存在以及與其相應的對意義的追問都僅止於與存在的意義擦身而過，他才可以做這類斷言。這個大膽斷言使他自己獲益匪淺，因為他是以柏拉圖以來的遺忘性和遮蔽性的重新發現者的身份登場的。
首先，海德格爾把關於對存在意義的發問（我把這個發問稱之為“加強性問題”）放在一邊，而從另外一個問題，即語義問題開始他的追問。當我們在表達中使用“是”的時候，我們到底想說的意思是什麼？我們在什麼“意義”上在談論“存在”？這是一個和現代科學有關的問題。任何一門科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都是對各自確定的領域的實存的處理研究，或者它們在同一領域中工作，但使用著不同方法，關心的是不同的問題。所有對方法的思考，即對以何種方式才適合於接近其研究對象這一問題的思考，都隱含了一種區域本體論，盡管人們並不如此稱呼它。正因為如此，開始人們並不理解海德格爾的下述斷言：人們並不想搞清楚，他們在各自領域中，於什麼意義上獲取了“存在”。因為，由新康德主義發展起來的恰恰是方法論意識的特殊重視。李凱爾特和文德爾班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作出了細膩的區別。還有狄爾泰的解釋學、馬克斯·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下意識的心理分析解釋學等等。上述所有這些科學在方法上都不是天真幼稚的。它們均有自己的本體論問題意識，都對它們自己在現實研究的相互聯係中的位置進行了考察。所以，無論在語義—方法問題上還是在存在意義的加強性問題上，情況都是一樣的。海德格爾都聲稱根本不存在對意義問題的理解——可是實際上這類問題到處被提出：在實踐的道德生活中常常提出的加強性問題，而在科學中常常提出的則是方法論—語義性問題。
海德格爾一定是想達到什麼特別的目的。但他具體想要什麼，人們還不清楚。他很成功地製造了一種緊張氣氛，然後才提出他的論題。恰恰在關於人的研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科學自身並不清楚，在什麼意義上讓人作為實存而存在。從做法上看，似乎可以像對待世界中的其他現成在手的對象那樣來對待人，可以以此獲得關於人的整體概觀。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循著人生此在的一種自發傾向：此有傾向從實存出發去理解它自己的存在，此有本質上是不停地並且首先地與此實存之發生聯係的；也就是說，此有傾向從“世界”出發理解它自己的存在。但是這實際上是人生此在的自我蒙蔽。隻要人生此在一息尚存，他就不會像一個對象那樣成為一個做完了的、完整的、結束了的東西，而是永遠向未來開放的、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東西。“可能－是”是屬於人生此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