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這些精彩無比的議論，我無言而折服，它們使我瞥見了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深度。凡是有著深刻而豐富的內心生活的人，必然會深知一切精神事物的神秘性並對之充滿敬畏之情，史懷澤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他看來，一切生命現象都是世界某種神秘的精神本質的顯現，由此他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主張。在一切生命現象中，尤以人的心靈生活最接近世界的這種精神本質。因而，他認為對於敬畏世界之神秘本質的人來說，“敬畏他人的精神本質”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互相理解為人際關係的鵠的，其根源就在於不懂得人的心靈生活的神秘性。按照這一思路，人們一方麵非常看重別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開索取理解。至少在性愛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種最正當的行為，而指責對方不理解自己則成了最嚴厲的譴責，有時候還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後通牒。另一方麵，人們又非常踴躍地要求理解別人，甚至以此名義強迫別人袒露內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絕，便斥以缺乏信任。在愛情中，在親情中，在其他較親密的交往中，這種因強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聲或無聲的戰爭，我們見得還少嗎？可是，仔細想想，我們對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個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難，他就不會強求別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會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別人了。
在最內在的精神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愛並不能消除這種孤獨，但正因為由己及人地領悟到了別人的孤獨，我們內心才會對別人充滿最誠摯的愛。我們在黑暗中並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聖路上，無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個聖地，因為我們無法向別人甚至向自己說清心中的聖地究竟是怎樣的。然而，同樣的朝聖熱情使我們相信，也許存在著同一個聖地。作為有靈魂的存在物，人的偉大和悲壯盡在於此了。
1997.3
精神生活的哲學
1.
奧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躍於前一個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家，生命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這本小冊子裏，他對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學做了通俗扼要的解說。早在1920年，這本書已有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餘家菊的譯本。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萬以的譯本。奧伊肯的文風雖不艱澀卻略嫌枯燥，讀時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夠獲得19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他和柏格森的獲獎，倒是可以遙想當年生命哲學的風行。今日又臨世紀之交，生命哲學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覺得奧伊肯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並沒有過時。
奧伊肯和尼采是同時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兩年，一度還同在巴塞爾大學任教，不過他比尼采多活了許多年。他們所麵對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時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潰和物質主義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義的喪失。他們也都試圖通過高揚人的精神性的內在生命力，來為人類尋找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他們的區別也許在於對這種內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學解釋，尼采歸結為權力意誌，奧伊肯則訴諸某種宇宙生命，對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叛離有著程度上的不同。
處在自己的時代，奧伊肯最感憂慮的是物質成果與心靈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他指出，人們過分專一地投身於勞作，其結果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心靈。“現實主義文化”一方麵隻關心生活的外部狀態，忽視內心生活，另一方麵又把人封閉在狹隘的世俗範圍內，與廣闊的宇宙生活相隔絕，從而使現代人陷入了“社會生存情緒激奮而精神貧乏的瘋狂旋渦”。然而，奧伊肯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既不像叔本華那樣得出了厭世的結論，也不像尼采那樣把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超人”身上。他預言解決的希望就在現代人身上，其根據是：在精神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著一種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豈不正是人的偉大的一個證明？”我們普遍對生活意義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了在我們的本性深處有一種尋求意義的內在衝動。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們滿足，那就必定是由於我們的生活具有從直接環境所無法達到的深度。因此，現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時代，反倒表明了現代人對精神生活有著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