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以蟄指出，音樂藝術屬於聲音的藝術、時間的藝術，有其獨立性和特殊性。
“音樂乃成於流動的聲音。以時間的流動，平蕩空間的執著，是所當無敵的。”音樂與其他藝術比較，不是在空間中占據位置，而是在時間中展開運動，它主要訴諸人的聽覺，以其旋律、節奏、和聲、曲式等藝術語言取勝。文學雖說也能讀出聲音，也可稱為聲音的藝術，但就打動人的情感的直接性來說，文學自有不及之處，文學需要讀者的想象，才能夠產生文學形象，不如音樂形象於聽眾來得直觀，直入人耳，沁人心脾。“聲音原能印合人類的知覺；吾人領會了解音樂的內容，正如了解言詞觀念的一般，不會了無所得的；因為聲音所表現的範圍，正與人類感情一般樣濃淡深淺幽隱蕩漾。隻不像世故人情那樣明晰執著，如立在空間的物什一樣，一時推移不動的罷了。況且生命本身根本就是流動的，同音樂一般樣的流動。不像言詞觀念有時凍合在空間，好像化石的形態。假使生命不隨著言詞觀念以俱行，言詞自言詞，觀念自觀念耳；若一聽到音樂，血液情調俱為之動，哀樂不能自主，藝術的能同生命打成一遍的無過於音樂的了。它的力量並不在吸引與誘惑，它乃是生命本體的副本；生命對於音樂如對鏡看自家的顏色，憐惜有之，疾惡有之，顛狂有之。唯當此才識得生命變幻的急促，成分的複雜了”。鄧以蟄強調了音樂同生命“打成一遍”，音樂與生命具有同構相應的關係。生命可以同言詞觀念脫離，而生命與音樂卻是不能分離的。音樂起，生命就有觸動。生命在流動，音樂在流動，音樂反映著生命的悲歡離合，聽者在欣賞音樂中，形成共鳴等現象。鄧以蟄舉出了德國著名作曲家貝多芬、瓦格納、施特勞斯諸家的音樂，以為他們的音樂是從生命中得來，有什麼樣的生命體驗，在音樂就有什麼樣的體現，溫柔、急切、沉著、狂蕩、豪逸之致，都是來自生命過程。聽眾欣賞他們的音樂，也是在體驗音樂家的情感與意誌，認識音樂家的理想與追求。生命有多麼複雜，音樂也就有多麼複雜。音樂是生命本體的副本的判斷，無非表達了音樂裏見人生，音樂裏見時事，生命對於音樂如對鏡看自家的顏色，照出了生命不同境遇下的情感態度。
鄧以蟄認為音樂有洗刷排泄與激揚砥礪的能力，可以使人們意誌堅強起來，去除我們社會的贅瘤、沙礫。也就是說，在音樂藝術中，可以找到一條路來改變人們的精神麵貌。“我們社會中，必有一般人覺到那些贅瘤沙礫足夠惱人，但又尋不出一條路來避開，以至於隨波逐流，意誌消沉。這種黯淡無精彩的氣象，我信音樂又有洗刷排泄與激揚砥礪的能力。竟有利用音樂引人入勝的辦法如教堂內的音樂，行軍中的音樂；而獨無人群的音樂嗎？”鄧以蟄看到了有利用音樂引人入勝的辦法，教堂內的音樂、行軍中的音樂，都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的，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教堂內的音樂可強化信仰，行軍中的音樂可鼓舞士氣，鄧以蟄想讓音樂為更多的人群服務，而不是限於為特定的人群服務，讓更多的人群在音樂中找到擺脫煩惱的有效渠道，當然要在藝術上有吸引人的所在。在他看來，中國人目下的病症是，索莫，渙散，枯竭，狹隘，忌刻，怨毒，要的音樂須是濃厚，緊迫，團聚，豐潤，閑曠，雋永，豁達諸風格了。恰巧，這些風格，音樂最善表現得出。鄧以蟄並不是無目標地要音樂引人入勝，他有自己針對中國人的病症在音樂上開的藥方，需要的音樂風格，是濃厚，緊迫，團聚，豐潤，閑曠，雋永，豁達諸風格，醫治的是索莫，渙散，枯竭，狹隘，忌刻，怨毒諸病症。可說是從精神心理上實行的音樂療法。在當時的中國，他能從音樂世界尋求消除人群煩惱的藥方，有其進步的意義。但人群的煩惱並非都由音樂療法所能夠解決，人群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諸種訴求，絕非僅靠音樂療法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