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劃分為不同陣營的詩人幾乎都在努力試圖開拓詩歌的新疆界，並且在倡言真我自立、今古異趨的同時，運用了世界性的眼光與借喻。這表明，以詩歌為主體的中國抒情文學正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這場風暴當然是時代帶來的，其時中國社會在與擴張的西方文明的衝突中，開始被迫加入世界主義的進程，於是逐漸呈現出所謂現代性發展的風貌，文學領域亦不例外。然而這一曆程是極為複雜甚至痛苦的，人們依據各自的知識結構與立場所作的種種左衝右突的努力，雖不能說不見成效，卻未必都是本身亦十分複雜的現代性理論所期待的，其中充滿了矛盾。這就提醒我們，正如艾爾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Ｅｌｍａｎ）在研究近代中國史時已經指出的，一方麵，現代化仍是我們“重要探究對象”，但在另一方麵，“它已經不再是評價前現代中國的整體框架了”，我們所要做的，應當是回到當時的曆史脈絡之中，重新審視在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傳統與外來影響之間的關係，尤其須更多關注在一種共趨的時代潮流中本民族精神傳承及應對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陣營中的不少文學作者，在著力追求新變的過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聲稱或實際受到過龔自珍的影響，那麼，龔氏及其抒情文學究竟有什麼樣的特質與在他的時代已經發生、之後日益深廣的社會巨變相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這些人又如何認識他身上的這種特質以確認自我，這兩者之間構成了怎樣的關係，便值得我們一而再地去思考、去探討，而從他本人身上體現的對於傳統文學秩序的變動，無疑亦是探求中國文學在前現代發生內應式轉變的絕好例證。
一、新學譜係的建立與龔自珍之發現
在道鹹文壇並不算主流的龔自珍，何以能夠成為近代文學坐標性的人物？當我們試圖重新梳理、闡釋這一段曆史時，不是不可以對其所謂“開風氣”的普遍認知提出挑戰，但也應該看到，像龔氏之所以能夠獲得今天這樣的地位，本身確與現代性的發展有關，是晚清以來一種不斷基於當下立場有選擇的曆史建構。
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恐怕還不是無所依傍地判別龔氏是否擔得起今人所賦予的曆史使命，而是欲究明其至今的地位是如何並何以能夠建立起來，從而在一種曆史語境中解讀其形象的完整意義。
按照現代學術的分野，龔自珍在晚清被重新發現，首先是在思想史領域。大概誰都不至於否認，龔氏在中國近代文明轉型曆程中開先地位的確立，與經曆了多種身份轉換的梁啟超關係最大，比較係統的闡釋，見於其原本意在為蔣方震《歐洲文藝複興史》作序，而結果“篇幅幾與原書埒”的《清代學術概論》。
該書作於１９２０年，其時梁氏剛從歐洲遊曆歸來，對歐陸人文主義的影響有了一種直接的感受與反省，正在思考如何將中西文明融合起來，有學者甚至以該年為界劃，特以由“政治型思想家”
轉至“思想型學者”相表出。其寫作動機，據梁氏自述，一是出於胡適的建議，以為鑒於晚清“今文學運動”對當今思想界的影響，而梁氏本人又是該運動的直接參與者、見證人，應該於此有所記述———這表明在追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變革的內源問題上，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與他有相同的取徑；二是麵對蔣氏所著，與其泛泛為序闡釋意義，不如取中國曆史相類似的時代加以印證，以便在比較中有所補益、有所淬礪，而他所取為對應的，恰恰就是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複古”為其職誌的“清代思潮”———這表明梁氏對於有清一代學術思想史的述論，是以與他所認識的歐洲文藝複興思潮之對話為框架的，具有了進化的世界史觀和文化比較的視野。
該書將整個清代學術分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在“以複古為解放”的總綱下，清理出了“複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複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複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複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四個相應演進階段的脈絡。在這個宏大的曆史敘事中，康有為與梁啟超自己，被置於蛻分期代表人物的地位（而他又以蛻分期與衰落期為連體），他們繼承“今文學”開啟的疑經之風，不僅“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甚至宗《公羊傳》立“孔子改製”
說，“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並由此“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從而“入於第二思潮之啟蒙期”。於是，最能傳莊、劉“公羊學”的龔自珍便也就成為該期（亦即一種新“典範”）的開風氣者，以下一段敘述常為人所引用：
自珍性詄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為要眇之思，其文辭俶詭連犿，當時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熹，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製；晚歲亦耽佛學，好談名理。綜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又為瑰麗之辭所掩，意不豁達。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夏曾佑贈梁啟超詩雲：“璱人（龔）申受（劉）出方耕（莊），孤緒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學”之淵源最分明。此篇非屬專為龔氏著述題拂或具某種紀念性質之文字，而是著力整理整個清代學術之後得出的結論，因而不僅可以排除作意溢美的可能性，而且在其體係內具有某種客觀性。他對龔氏的表彰，首先是在“為經學而治經學”的全盛期傳統中開出“以經術作政論”的異麵，複活啟蒙期的“經世致用”觀念，在這一點上，與晚清已有人所作的推許———“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有相通之處，不過，鑒於梁啟超所引入的西方理性發展的價值基準，他於龔氏在對專製政體的尖銳批判、對學術正統的懷疑精神上所體現的思想解放之肯定，卻是之前時代所不具有的。
按照他的進化時間表，在“海禁既開”的社會新形勢下，這種批判和懷疑雖不見容於原有體製，但卻成為了輸入歐西思想的學術生長點，而這正是新舊學問的分水嶺。為此，龔氏之學不過是啟其端緒而已，事實上諸如“病在不深入”、“厭其淺薄”之類的評價，本身即是與梁氏著力建設的西學背景下的“新學”
比較得出的批判，同時也應有基於理性精神的要求對其特異之詩性表現的微詞。
如此成熟的學術思想當然不是遲至民國時期才形成的，在該書自序中，梁啟超其實已經作了如下的交代：
餘於十八年前，嚐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雲：“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複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也就在這篇著作中，上述有關龔氏的論議已全然具備，亦有“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之語。所謂“十八年前”，即為１９０２ 年，顯然，這樣一種以歐洲文藝複興思潮為參照的新學譜係，在二十世紀初已經確立並被標示出來。究其思想來源，當然首先應溯至梁氏師承所自之康有為，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曆數與陳千秋在萬木草堂所學及參與《新學偽經考》著述事，盡管他亦明確指出與康有為的分歧。康氏曾在《重刻偽經考後序》論曰：“道、鹹後，今學萌芽，然與偽經並行尊信，未能別白真偽，決定是非，今學者舍偽存真而知所從事也。
吾向亦受古文經說，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庵以來，疑攻劉歆之偽作多矣。吾蓄疑於心久矣！”即闡明自己學術取向與淵源所自。不過，同樣據《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本人特別樂於強調的，是他與夏曾佑、譚嗣同交遊所獲得的影響：“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為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向往所自。”梁氏於１８９２年在京與夏曾佑結識，１８９５年秋冬譚嗣同亦來京與交；次年梁啟超應黃遵憲之邀，與汪康年、夏曾佑在上海辦《時務報》，譚嗣同時而由南京赴上海；在黃遵憲的建議下，是冬梁啟超應邀入湘，與譚嗣同、唐才常等共同創辦時務學堂。故相處雖不過短短數年，但卻是甲午戰爭爆發，維新派變法運動恰成燎原之勢的非常之時，他們聚集在一起，參討從六經、諸子到佛學、西學的諸多學問，格義窮理，砥礪思想，議論時政，宣傳新法新政，一時頗具聲勢。從學術上說，他們援恃的正是“今文學”的立場，抱經世之誌，以複古求思想之解放，且已利用西學資源，尤其是引進西方“民主共和”的社會及政治學說，從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引西救儒”，排詆法家專製的“秦政荀學”，以為西方社會所體現的正是古儒三代的治政理想，故據以謀求變法維新。梁啟超日後在《亡友夏穗卿先生》曾追憶說：“簡單說，我們那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語，不能讀外國書，隻好拿幾本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說的應是實情，亦有助於我們了解其時這一種學術思想形成的緣由與性質。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７年前後，也正是梁與夏、譚二三子共同探索詩歌革新、嚐試“新學之詩”的時期，其雜用佛、孔、耶三教經典“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即與此教會的譯書有關，也算是“作詩非經典語不用”，當然亦與他們“主觀的理想”有關，然也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在詩歌領域所反映的創變精神，仍與龔自珍傳承之今文學所開風氣密切相關。
正是在這樣的風潮下，龔自珍的詩文著述驟然風靡社會，如站在舊黨立場的葉德輝嚐記述曰：“曩者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徐世昌亦說：“定庵天性肫摯，學出外家；龔、魏齊名，能開風氣。光緒甲午以後，其詩盛行，家置一編，競事摹擬。”一時間各種刊本紛然雜出。
也有如冒廣生《孽海花閑話》所記：“光緒戊子以後，龔定庵詩文盛行，南社詩家尤宗之。”較之甲午前推了數年。光緒戊子為１８８８年，該年十月初八日，康有為鑒於中法戰爭後民族危亡日益嚴重，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是為變法維新之發端。而據朱之榛《定庵文集補編題後》，恰巧在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蕭山湯伯述從龔自珍子龔橙處搜獲家藏稿本，乃囑山陰傅灌園勘訂，於次年由朱氏出資刻成《定庵文集補編》四卷，盡管黃人在《定庵續集後記》中指責此《補編》“重複雜遝，其所補搜，多細碎之作”，然畢竟為人們重又開始關注龔氏著述作了某種鋪墊；且如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紀序》謂“祖廉始讀定庵先生文字，在光緒己醜（１８８９）庚寅（１８９０）間，顧心雖熹之，而獨學無友也”，一方麵當然可證冒氏所言不為無據，一方麵亦顯示真正的風行或仍當在此後。故不管怎麼說，龔氏及其著述在光緒中葉獲得流行，與維新派出於自身學統建設的著力標舉是分不開的，這一點應可確證。
維新派這種對龔自珍的重新發現，並非與文學無關，相反，作為思想的表現形式，龔氏的異端文學從一開始就被統一納入他們的考察視野。我們當然知道，維新派在此際掀起的，首先是一場政治變革運動，而作為其理據，也是一場思想變革運動，他們從龔自珍所傳“今文學”汲取的，是麵對與擴張的西方文明衝突下危難衰世的強烈的經世意識，開始所關注、思考的，亦更多的是在政治製度文化層麵；就梁啟超而言，雖然在對西方民權論學說表現出熱情的同時，從人文主義反抗專製神權的理性精神獲得啟發，標出“今文學”對正統的反叛作為其新的思想、學術的生長點，但一切都是為現實政治變革需要服務的，具有明顯的政治功利主義色彩。正因為如此，他們對於文學的認識，仍是在其與政治權力構成的關係中安置其位置等級的，故他們於龔自珍著述感興趣的，主要是他的“以經術作政論”，也就是體現“經濟”
思想的“文章”，這也正是傳統文學觀念的體現，作為一種“詞章之學”，本來就涵蓋了從經傳史子百家之書到詩賦諸體流別，以治化為本，詞章為末，文學的功能主要仍被定位在“載道”之工具上，即便這種“道”的內容已具新的政治思想。所以，康有為對於龔氏文學的評鑒落實於此：“其在國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庵之散文，皆獨立特出者也。”譚嗣同的“幼好為駢體文”，亦是承漢學家的傳統，而他“緣是以窺今文學”，表明不脫上述關注體現“經濟”思想之“文章”的進路；受其影響，梁氏亦以為：“清人頗自誇其駢文，其實極工者僅一汪中，次則龔自珍、譚嗣同。”其所關注固然有“藝”的成分，指歸則主要在於思想表現之“戛戛獨造”。至於詩歌這種抒情文學，盡管當時已有人指出如夏曾佑、譚嗣同等人的“新派詩”與龔自珍輩的影響關係，甚至“康長素詩亦學定庵”，然所揭示的亦隻是其詩如何運用今文學家的微言大義，如何反映時世氣運，其中固然不乏龔自珍式的“奇才大句”之表現，但亦明顯顯示出是以服從於經世致用之目的而獲得合法性地位的；若是純粹抒寫個人性靈之作，即便私底下可能好之、習之，在價值評判上亦絕不妥協，這就是梁啟超為什麼會表現出對龔氏之詩並無好感：“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這種情形，與龔自珍同時代的蔣湘南頗為類似，錢鍾書嚐發掘出其詩多處襲仿定庵句，然蔣氏自己所推重的卻在定庵之文而不及其詩，表現的是當時較為常見的一種評價標準，此亦可證維新派在文學觀念上確尚未從舊體係中脫胎出來。
這裏有必要再對梁啟超文學觀念的轉變作一番回顧，因為這顯然是中國近代文學觀念形成、演進的一個縮影。我們知道，戊戌變法時期尚處於文學觀念革命的前夜，梁氏自己就曾聲稱，１８９０年之前還“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故維新派以傳統詞章學為評價體係是可以理解的。而梁啟超在文學觀念上產生變化的發端，是在變法失敗後亡命日本期間，明治時期包括文學領域在內的新知爆炸式輸入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其自述，亦是“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
有關其文學觀念所受影響這方麵具體環節的探討，已有相當多的成果可資借鑒，限於篇幅，這裏不作展開。簡單地說，自此開始，他先後在傳統歸屬高級文類的詩界、文界以及低級文類的小說界、戲劇界打起“革命”的旗號，從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文學的格局，這與他以泰西“文藝複興”為參照建立“新學”譜係，恰好是同步的。我們看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一篇論先秦學術時謂：“而其時光焰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以學術思想為憑藉而表所見也。屈、宋之專門名家勿論，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顯然已經特別關注到文學的問題，盡管已有研究者辨析出此中已有與今日的“文學”意義相近的使用例出現（在梁氏同為１９０２ 年發表的《釋革》以及《論小說與政治的關係》則有更為明確的表現），並且認為他的這類極具個人特色的文章，與被世間稱為偽體、作為衰世之文而排斥的龔自珍有相似之處，即從公羊學之學統上來說，梁啟超意識之中也會經常想到他的存在，我們也很自然由上舉梁氏的這段話聯想到他對龔自珍進行表彰是關乎文學的，但是，這種文學觀念的轉變實在是相當混亂的，至少在這一篇中亦僅是將“文學”
與“學問”、“述作”的概念相對接，且背後仍以與政治權力的關係為權重；這種不徹底性或可歸之於影響源本身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與矛盾，然從根本上說，還是取決於他自己的取向。據日本學者的梳理，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學界已然存在以人情為題材崇尚細膩描寫的“軟文學”和展現雄大構想、以經世之誌自誇的“硬文學”之爭，梁氏的取向顯然在後者，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對所謂的“政治小說”一見傾心；換句話說，他對於文學及其功用的理解，是與以德富蘇峰為首的民友社文學論共通的，即以傳統詩文中“文以載道”論為基礎，張揚一種旨在覺世的理性精神，而主要尚不是以情感表現為中心的，以“表現情感的方法”來貫穿“從三百篇、楚辭起，連樂府、歌謠、古近體詩、填詞、曲本乃至駢體文都包含在內”的全部韻文文學，要到其１９２２ 年所發表的《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才有所體現。
倒是同期的王國維，以《〈紅樓夢〉評論》及《人間詞話》等著作為代表，雜取康德、席勒、叔本華、尼采等德國哲學、美學思想而運用於中國文學批評，形成一種“超然利害之直觀的美學觀念”，其主要精神不僅在於欲透過作品中之個人來表現全人類之感情，而且文學因作為表現人的生活欲望與苦痛並由此獲得解脫的美術形式而獲得自身獨立的價值，展現了２０世紀文學理論不同於政治的、群體的、理性的、曆史的麵向之另一發展方向。
在對龔自珍的評價上，雖然出於對個人理解的、多少為傳統所囿的正大人格要素的堅執，在《人間詞話》中，曾對龔氏《己亥雜詩》一首豔情詩所謂的“儇薄語”頗為不滿，得出“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的結論，而以宋柳永、康與之詞相比附，《人間詞話刪稿》第四十四。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王國維此評嚐有所闡釋，在從龔氏個性所由申發開去的同時，稍加回護，謂王氏之評“則其論至深酷，又為更進一層之責備，定庵亦無以自解也。大抵定庵性格，熱中傲物，偏宕奇誕，又兼以輕狂。定庵謂‘起而視其世，亂亦竟不遠’，定庵殆亦此時期一象征之人物乎！”（《龔自珍研究資料集》，第２４８頁）這與下舉王國維“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的體認方式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我們也應看到，他以詞曲的“境界”作為抒情文學的演進趨向與追求目標，實與龔氏詩詞創作實踐表現出同趨的傾向，這也正是為什麼龔氏的詩詞會成為南社詩人為代表的這一代人複雜情感體驗的表達方式。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麵的分析中還將論及。更何況，同樣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所謂的“道、鹹以降之學新”，在給予龔氏開新地位與作用相當客觀評述的同時，王國維卻給出了與梁啟超輩不盡相同的體認方式：
道、鹹以降，學者尚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璱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鹹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
所謂“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恰恰顯示了其於龔氏成就未必由理性一途予以解讀的主張。
二、龔詩的風行與浪漫主義的解讀
無論如何，維新派出於建立新學譜係的需要而對龔自珍的標舉，開啟了光緒中葉以來崇尚新學的人們普遍對於龔氏詩文著述的傾心與追捧，而該派名士如夏曾佑、譚嗣同、林旭、黃遵憲等，本身皆被公認為詩學定庵；並且客觀地說，一麵效習龔詩的強力自我與“不主故常”的創變精神，一麵以宣傳新知引發詩壇革新之風，一開始也確為經曆了包括文學觀念在內的思想轉變的梁啟超輩所導引，這就是以其於１８９８ 年１２ 月與１９０２ 年２月在日本橫濱先後創辦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上所開辟的兩個專欄———“詩文辭隨錄”和“詩界潮音集”為陣地醞釀、實踐的“詩界革命”。其發行量之大，一時影從追響者之眾，皆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號召力。應當充分注意到，在這個陣地上所大力鼓吹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諸如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拿破侖等，以及民權、權利、自由論與革命的觀念給當時人們心靈帶來的極大震撼，南社一輩人正是在此近代傳播方式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若馬君武、高旭等還是這一陣地的熱心參與者。
盡管這種思想啟蒙以及為推行這樣的思想啟蒙而進行的工具革命———這實在是梁啟超在此間發動“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真實意義，帶有鮮明的功用、理性色彩，但卻就此打開了“別求新聲於異邦”的魔盒，當梁氏隨即以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為標誌，由重視民權思想向國權思想，或由所謂的“自由主義”向開明專製的“權威主義”思想退轉之際，接下來的局麵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更為激進的一代很快就與他分道揚鑣。他們在繼續奮勇高舉“鼓吹人權，排斥專製”
之反清民主革命大旗，以反對搖擺於保皇、改良之政治主張的同時，所援恃的思想武器，由盧梭這位“民約倡新義”的啟蒙思想家（同時也可以說是“西方浪漫主義之父”），進而向拜倫、雪萊、丁尼生、雨果、席勒、歌德等歐洲浪漫主義或具某種浪漫主義精神的文學家拓進，這從早年大多有國外留學經曆的南社詩人馬君武、蘇曼殊、葉中冷（玉森）、高君平（均）、任鴻雋、楊銓（杏佛）等先後的翻譯作品中可以得到證實。從他們當時的取向來說，當然首先在於浪漫主義思潮所具有的社會政治功能，那就是反抗封建專製、追求思想自由、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精神，不過，與此同時，作為西方浪漫主義的根本宗旨，那種追求絕對自我與個人經驗的價值，以強烈的激情和想象為感受及表現方式，不可能不對他們產生影響，這就是以南社詩人為代表的這一代新人，在愈加堅確政治上反清帝製、文化上國粹主義立場之後，在已經流行的龔詩中找到自己相對應的情感體驗與表現方式之深層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