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粗略地瀏覽我保存的1882~1890年間福爾摩斯偵探案的筆記和記錄時，我竟不知從何入手，擺在我眼前的離奇有趣的材料實在太多了。有的案子經過報道已經眾所周知了，而有些案子因為不能展示出我朋友的傑出才智而沒有報道出來。還有些案子使得他的擅長於分析的本領無法施展，就像某些故事一樣，變成有頭無尾了。又有些案子，他隻弄清了一部分，對其情節的剖析隻是出於推測，而不是以他所看重的、準確無誤的邏輯論證為依據。在上述最後一類案件中，有一個案件不僅情節離奇、結局也離奇，使我禁不住想地重新敘述一下，雖然與之有關的一些真相還未弄清楚——也許永遠也弄不清楚了。
1887年我們接手了一係列很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這些案件的記錄，我都保存著。在這些記錄中，有關於下麵各案的記載：“帕拉多爾大廈案”；“業餘丐幫案”，這個業餘丐幫在一個家具店的地下室擁有一個豪華奢侈的俱樂部；“美國帆船索菲·安德森號失事真相案”；“格拉斯·彼得森在烏法島上的奇案”；還有“坎伯韋爾投毒案”。記得在最後一案裏，當福爾摩斯給死者的表上發條時，發現該表兩小時前就被上緊了發條，從而表明死者在那段時間裏已經上床睡覺。這個推論對澄清案情至關重要。所有案件，也許有一天我都會給你們講個大概，但沒有一個比我現在就要執筆描述的案件更撲朔迷離和荒誕不經的了。
那是九月下旬，秋分時節的暴風雨異常猛烈。狂風暴雨一整天不停地擊打著窗子，盡管我們身在用人類智慧的雙手建造起來的倫敦城內，但此時此刻，我們也不由失去了平時工作的心情，不得不感歎自然界的威力——它就像一頭未經馴服的猛獸，透過人類文明的柵欄向人類怒吼。隨著天色將晚，狂風暴雨更加肆虐了。風時而狂嘯，時而低吟，好像壁爐煙囪裏發出的嬰兒的哭叫。福爾摩斯在壁爐旁心情憂鬱地坐著編製罪案記錄的互見索引；我坐在壁爐的另一旁，正看著克拉克·拉塞爾寫的一本有關海洋的精彩小說。那時屋外的狂風和瓢潑的大雨有如滾滾海浪，這一切和小說的主題正好互相呼應，融為一體。那時，我妻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我這幾天又成了我那貝克街故居的常客了。
“嘿，”我抬頭對我的同伴說，“確實是門鈴在響，今晚還會有誰來呢？或許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沒什麼朋友了，”他回答說，“而且，我從不鼓勵別人來訪。”
“那一定是委托人了。”
“如果是委托人，那肯定是很嚴重的案子，否則，誰肯在這個時候出來呢？我想這個人很有可能是房東太太的親密朋友。”
福爾摩斯猜錯了，因為腳步聲正逼近我們，接著有人敲門。福爾摩斯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盞燈轉向客人將要就坐的那張椅子的一邊，然後說：“進來吧。”
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二歲左右的年輕人，他的穿著考究而整潔，舉止大方，彬彬有禮。他手上的雨傘不停地滴著水，身上的長雨衣閃閃發亮。他在燈光裏四下打量。這時，我發現他臉色蒼白、兩眼無神，顯然他被某種巨大的憂慮壓得喘不過氣來。
“對不起，”他說著，將一副金絲夾鼻眼鏡戴上，“我從暴風雨中帶來的泥水弄髒了您的房間。”
“把您的雨衣和傘給我吧，”福爾摩斯說，“把它們掛在鉤子上，很快就會幹的。我看您是從西南來的吧。”
“是的，從霍爾舍姆來的。”
“粘在你鞋上的泥土很清楚地告訴我您是從那裏來的。”
“我是專程來請教您的。”
“這我很容易做到。”
“而且還想請您幫忙。”
“那可就不怎麼容易了。”
“我久仰您的大名，福爾摩斯先生。普倫德加斯特少校給我說過，您是怎樣把他從坦克維爾俱樂部醜聞案中拯救出來的。”
“哦，是有這回事。有人誣告他用假牌行騙。”
“他說沒有您解決不了的問題。”
“他太誇張了。”
“他還說您是常勝將軍。”
“我也曾失敗過——其中三次敗於幾個男人，一次敗給一個女人。”
“可您取得的勝利更是數不勝數。”
“不錯，我成功的時候是多一些。”
“那麼，我這件事，您可能也會成功的。”
“請您把椅子靠近壁爐一些，講講您這件案子。”
“這不是一般的案子。”
“我接手的都不是一般的案子，我這裏成了最高上訴法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