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1931—），生於天津，祖籍山東省平原縣。代表作有《在懸崖上》、《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煙壺》、《追趕隊伍的女兵》等。
對蒲鬆齡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幾分親切感，倒並非因為我有一半山東血統，並在蒲家莊左近住過一陣，相識過一些他的後輩同鄉。實在的是因為這人不擺架子，不裝出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麵孔。寫小說就寫小說。雖在小說中灑滿了他的孤憤、怨恨、同情、鍾愛，讓讀者在文學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響，但在動筆時絕不先裝出個教訓人的麵孔來；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強裝作思想家；他一生窮愁潦倒，卻也不冒充闊老大亨。七十多歲熬上個貢生，混了一套袍襯，始終不穿，七十四歲那天，他兒子找個畫像師為他寫真，極力摔掇他穿上這套禮服。他穿了，畫完一看，越琢磨越別扭，特意在畫像上寫明：“為餘繪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去逝後所怪笑也！”這就是他為人的真實處。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談到善與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卻是體麵起來了，山石花草，粉牆漆門，清堂潔舍，在全村裏出類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過一天這種有派頭的日子也好了。可惜這宅子是他分來的祖產，到他手破舊得連門也沒有的。
盡管如此，我還是感激政府和當地文物工作者為修整這故居所花的財力，所盡的心意，這終究是老作家遺物中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墳墓，就在大破“四舊”之際毀得不成樣子。雍正三年張元撰寫了個“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為的是留給後人一點研究資料。旗手大旗一搖，石碑化為灰塵。打倒“四人幫”後，茅盾先生重寫蒲鬆齡墓碑，特在左側記上一筆：“此處原有張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於文化大革命中毀於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之禍”。我看了心裏酸酸的。這兩行字很能表達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這碑本身也是珍貴文物了，倒不如做個亭子，把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東的柳泉，確是夏日乘涼的好所在，幾十棵柳樹，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側，夏天沏一壺茶，放兩把煙，自己乘涼，也招待汗流俠背、口幹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飲茶，又歇腿，沒有不扯幾句閑話的道理。聽的人既不放錄音機，又未必當麵作筆記。說的人也不怕抓辮子追謠言，於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開河，真假相間，想怎麼說怎麼說，說完拔腿就走。在閑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創作素材和語言營養。有人認為關於蒲鬆齡的這一傳說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會認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邊，綠柳蔭下，恰是閑扯的好環境。當然，那時柳泉號稱“滿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飲之一汪清水，不是現在這樣多少丈深不見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紅柱翹簷，隻不過是個茅草窩棚罷了。話說回來，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嚐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態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這些道聽途說打磨成藝術珍品。若無本人的親身體驗，生活積累，隻憑道聽途說，是寫不成《聊齋誌異》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東打聽一件新聞、西尋問一件軼事，就想寫出好文章，我勸他去蒲鬆齡故居看看那兩塊硯台——我知道這樣的人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