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落後，外國強勢媒體的歪曲報道與書寫，使旅居西方的中國人處境艱難。“中國城有這樣的好名譽，中國學生當然也不會吃香的。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更不要說講體麵的人家了。”同上，第394—395頁。“普通英國人都拿中國人當狗看。”同上，第567頁。“全看不起中國人。”同上，第517頁。“巡警是動不動就察驗”住在東倫敦的中國工人，“多麼好的中國人也是一腦門子官司”。同上，第447頁。“沒到過中國的英國人，看中國人是陰險詭詐，長著個討人嫌的黃臉。到過中國的英國人，看中國人是髒，臭，糊塗的傻蛋。”同上，第522頁。“普通的人誰不把‘中國人’與‘慘殺’聯在一塊兒說！”“和中國人在一塊兒，生命是不安全的。”同上，第547頁。“轉眼的工夫就有喪掉生命的危險。”同上，第568頁。作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的弱國兒女，老舍感慨道：“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待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同上，第394—395頁。在這裏老舍揭示了普通英國人的中國觀與泛媒體環境有關，不能親曆中國的英國人的中國形象幾乎全部來自泛媒體所提供的二級經驗。當尹牧師帶著兩個中國人尋租住房時，溫都太太說：“你想我能叫兩個中國人在我的房子裏煮老鼠吃嗎？”“她跟著又問了無數的問題，把她從小說，電影，戲劇，和傳教士造的謠言裏所得來的中國事兒，兜著底兒問了個水落石出。”老舍：《二馬》，《老舍全集》第1卷，第398頁。“為錢去服侍兩個中國人！叫親友看不起！”同上，第495頁。作為一個民族意識和個人自尊心都很強的青年，老舍所承受的屈辱和苦悶是可想而知的。
三、“倫敦經驗”與國家形象傳播意識
身處20世紀20年代的倫敦，老舍對英國“泛媒體”中的中國形象，不僅有敏銳的關注，而且有深入的思考。這一精神創痛使老舍具有了國家觀念，完成了國家形象傳播意識之構建，其早期作品尤其是《二馬》、《小坡的生日》等的寫作帶有明顯的對西方的抵觸性，他要通過自己的筆寫出真實的中國人，他們有缺陷弱點，更重要的是他們與西方人具有同樣的意識、情感等。“黃臉的就是野蠻，與頭發卷著的便文明。”“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汙蔑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麵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老舍：《我怎樣寫〈二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173頁。老舍還分析了這些負麵中國形象書寫的來曆和因由——傲慢與偏見：“我頗有幾位交情很好的外國朋友。”“他們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為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另一派恰恰是與此相反。”“他們的主張不同，而主張之本質卻是一樣——偏見。”“他們都是外國人，都帶著外國人那股自居高明的勁兒。所以他們不但談論，而且要寫成文章，教全世界都曉得他們是中國的救主。”“這些救主很難伺候。”“他們的偏見，以及用偏見養成的傲慢，使他們會把東洋與西洋的禮貌一概忘掉。”老舍提醒他們：“能把傲慢收起去，而虛心的多研究一點什麼。中國正在改變，需要批評，而批評不能拿空洞的偏見作基礎。”老舍：《批評與偏見》，《老舍全集》第14卷，第333頁。《二馬》中出生在中國的保羅回國後在書房裏這樣“展覽”他的“中國”：“一根鴉片煙槍，一對新小腳兒鞋，一個破三彩鼻煙壺兒，和一對半繡花的舊荷包。”老舍：《二馬》，《老舍全集》第1卷，第469頁。在這裏，老舍揭示了“中國”隻是一個供西方消費的“他者”，隻是一個獵奇的對象。《二馬》中的溫都母女外出歇夏，為求“新奇獨份兒”，“帽子上繡著個中國字”。同上，第523頁。古玩店聖誕節前進貨主要考慮英國人的消費心理：有中國刺繡，中國玩藝兒，中國舊繡花的衣裳。西門爵士買了件“老中國繡花裙子”聖誕節送給夫人。同上，第538頁。亞曆山大的書房牆上掛著“中國人作壽的喜幛子”。同上，第560頁。範掌櫃請求美術家在他的飯館牆上畫上“小腳兒娘們，瘦老頭兒抽鴉片，鄉下老兒，帶著小辮兒，給菩薩磕頭”。“美術家所知道的中國事兒正和普通人一樣。”“設若普通英國人討厭中國人，有錢的英國男女是拿中國人當玩藝兒看。”同上，第569頁。正是出於這樣的傲慢與偏見，“普通英國人知道的中國事沒有一件是好的”。同上，第470頁。老舍深知，國家民族間的傲慢與偏見導致的信息不對稱是形成民族國家間隔閡的主因。直到20世紀40年代，老舍仍然持續關注民族國家間的溝通與交流。他說：“一點知識，最是誤事。民族間的誤會與衝突雖然有許多原因，可是彼此不相認識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聽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一位歐洲人，從書本上得到一點關於中國的知識。他知道中國人吃飯用筷子。有人問他：怎樣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在一本西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小說裏有這麼一段：一位西洋太太來到中國——當然是住在上海嘍，她雇了一位中國廚師傅，沒有三天，她把廚師傅辭掉了，因為他用筷子夾湯裏的肉來嚐著！在這裏，筷子成了肮髒、野蠻的象征。”“因此，我想，文化的宣傳才是真正的建設的宣傳，因為它會使人互相了解，互相尊敬，而後能互相幫忙。不由文化入手，而隻為目前的某人某事作宣傳，那就恐怕又落個一手拿一根筷子吧。”老舍：《筷子》，《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451—452頁。這些思考與老舍的“倫敦經驗”尤其是英國“泛媒體”對中國的負麵報道與書寫有著密切的關聯，媒體的責任是溝通，而不是製造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