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抗戰文藝潮流的喧囂戰鼓聲裏，老舍在《大地龍蛇》中建構起一個少有的具有寧靜氣象的家園理想，由此塑造一個帶有綜合特色的文化理想，“關注文明的斷裂，關注人的異化，關注啟蒙與救亡的協調，以補救和糾正現代文明的弊端”。吳小美、馮欣：《老舍的文化理想與〈大地龍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4期。或者說，雲南之行，確定了老舍對文化追尋的終極價值目標，“創造起東方的樂土”，這個東方樂土在戰後要通過“立真”來“興邦”，實際上即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係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進行有利於人類的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建設，探索在當今的發展階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完成人類在大地上的詩意棲居。
四、生態文化的延展：老舍對雲南的現代文化滲透
老舍是一位熱情的現代文化傳播者。本來他到昆明主要是為了養病與進行“文協”的相關工作，但是麵對請他演講的要求，他毫不推辭，在昆明演講6次。老舍去大理的最初想法是為了去遊玩探友，麵對演講的請求，同樣也是抽出寶貴的時間在大理演講5次。老舍的每次講演都觀眾甚多，甚至門外都站滿了人，而老舍則全力以赴進行講演。比如，題為《抗戰以來文藝發展的情形》的演講就講了四個晚上，第一講對西南聯大的師生報告了文藝運動的實際情況。他提出文藝界就以筆為工具，從事報效國家的工作的精神是繼承五四精神、承擔文藝責任與國民責任的行為，並深刻反思了“文協”的缺點以及提倡學者進行文學研究。第二講討論抗戰以來文藝發展概況，指出抗戰文藝的核心是社會良知，並探析了抗戰文藝的缺點與民族形式的問題。第三講、第四講是文藝各部門發展情形。在四天的演講中，老舍不僅介紹了抗戰以來文藝發展的概況，而且誠懇反思抗戰文藝中存在的問題。在戰時，人們不易得到新書，也不易聽到什麼，老舍的講演為雲南與國內其他地區的溝通搭建了一座文化的橋梁，為他們帶來了新鮮的知識與文化理念。
老舍是一位具有現代文化反思自覺性的作家，他內心深處是以啟蒙主義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係。他在雲南之行中，常常對所見所聞進行現代性反思。比如，他在昆明找到了精神憩息的家園，他熱烈地讚賞昆明的景、物、人，但是這不妨礙他依然可以看見小村的落後與貧窮，“這小村多麼汙濁呀，路多年沒有修過，馬糞也數月沒有掃除過”，同時，老舍說“琴音梅影”令“大家的心裏卻發出了香味”。這並不是相互矛盾，或者是寫馬糞是為了欲揚先抑，而是一種現代文化自覺，即使他的目的是要讚美那“琴音梅影”，也不會因此疏忽了落後貧窮的現狀。正如老舍作品中一貫表現的，老舍時刻堅持以推廣現代性文化作為對落後、貧窮進行拯救的必然途徑。再如，由昆明去大理的途中六十三公裏的地方，有一家不會說雲南話的廣東老人開的小飯館，老人從從容容地把生意做了，老舍忍不住感歎“廣東人的精神”！同樣是做戰時生意，老舍寫大理下關新開了很多旅舍飯館，沒有完好的設備，價錢也高，老舍在文中委婉批判他們是“專為賺錢，不管別的”。他寫喜州的婦女“據說，可以養著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閑的享福”。對此他沒有做過多評論，隻一句“聽說她們很會唱歌，但是我沒有聽見一聲”就可以體會到老舍微微的歎息。這是具有現代意識作家對於發展相對遲緩的雲南文化的燭照，從現代性的角度欣賞文化優美的同時也體察其中的停滯不前。這些來自靈魂深處的不由自主的發問的本質是為了不斷推動社會向著既定的理想目標發展。時至今日，《滇行短記》已經成為雲南人尋找20世紀40年代昆明、大理印記的羊皮書，也成為反省本土文化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