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創作的關於雲南生活的係列作品發表之後，建立起了雲南文化與他省文化的對話狀態，還有一些文章如《悼趙玉三司機師》對雲南的抗戰有搖旗呐喊的作用。老舍的這部分創作的影響直到當下，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文化意義。具體說來，一是有助於雲南的生態文化身份的確立。雲南的生態文化不是來自概念確立的自覺文化而是來自樸素現實的自發文化。在當代文學中，雲南文學因其邊疆性與民族性常常被現當代文學評論界或無意忽視或過分慷慨的讚揚，這忽視與讚揚往往導致雲南作家內心忐忑喪失自信或者盲目膨脹進而對自我的文化定位失衡。老舍對於雲南由衷的讚美有助於很多雲南作家通過現代性視野重新發現這片土地的獨特美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地域性和生態性成為雲南文學發展的新標識。生態文學是現在比較提倡的一種文學姿態，如前文所言，生態文學的價值觀念在老舍的關於雲南的係列作品中早有體現，不僅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終極家園進行探索，還具有顯著的文化批判特點，對人類中心主義、二元論、勝利至上論等都有批判。雲南當代文學在探索本土的生態文化問題上，與老舍的思路不無相似之處。雲南文化中的生態性更偏重於地理位置造就的生態係統的平衡進而形成的樸素的生態思想。這種生態類型也往往是較為凝固的文化類型，久遠，醇厚，卻未必經得起現代文明中浮躁多變的元素和多重誘惑的衝擊。老舍作為20世紀的一位知名作家，他有關滇行的文字為雲南生態文化中的現代性坐標增加了一個方向。
二是在對生態與經濟關係的論證之中，老舍對滇行的讚美肯定成為可供一種價值立場確立的借鑒。老舍對於雲南文化的現代性生態性建構的特別貢獻體現在對喜州的肯定上，他讚美喜州是“仿佛是到了英國的劍橋”，原因是這個小鎮幹淨而文明。首先，這是個生態小鎮，“街旁到處流著活水：一出門，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汙濁立刻隨流而逝”。僅僅這些還不夠，更讓老舍讚歎不已的是：“街道很整齊，商店很多。有圖書館，館前立著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貼金的！有警察局。”老舍：《滇行短記》，傅光明編選：《老舍散文》，第116—117頁。商店、圖書館和警察局是現代經濟、文明與法治的象征，這是一個充滿了現代規約的生態小鎮。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因為老舍先生對於喜州的高度讚賞，使得喜州成為雲南地區城鎮發展的典範，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無論是在城市的樓盤裏還是在鄉村的自家宅子裏，很多都沿用了這種現代性與生態性密切結合的規劃模式。同時，大理喜州也借助老舍的文化名氣發展旅遊，在鎮政府的牆壁上，赫然書寫著老舍《滇行短記》中對喜州描述的原文，而旅遊宣傳中也圍繞這段話大做文章。喜州的旅遊開發商在大力發展旅遊的同時並不改建以及扭曲喜州本來的文化形態，形成了一種相對成熟的生態與文化相結合的旅遊模式。
老舍來雲南從事文化活動隻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但是他在雲南生態文化的輻射下完成了創作的轉型與文化理想的進一步完形，《大地龍蛇》成為老舍創作生涯裏的一部承前啟後之作，昆明與大理成為老舍生命曆程中具有獨特意義的兩座城市，在他此後的作品中留下了鮮明的生態印跡。而老舍因昆明、大理的雙城經曆創作的係列作品對雲南文化亦影響深遠，為雲南的生態文化注入現代性元素的同時也為雲南的生態文化帶來自信，為建構雲南生態文學的現代性坐標提供了一個有力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