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北平相比，濟南和青島是典型的後發式新興都市，他們充溢著現代都市的魅力，並因遭受過日本和德國的侵略而令老舍不斷勃發愛國意識。老舍去濟南教書不久，就開始調查日本在濟南製造“五三”慘案的經過，為創作長篇小說《大明湖》積累素材和醞釀情感。在濟南期間，老舍還創作了《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以及《趕集》中的絕大多數短篇小說，如《大悲寺外》、《馬褲先生》、《微神》、《開市大吉》、《歪毛兒》、《柳家大院》、《抱孫》、《黑白李》、《眼鏡》、《鐵牛與病鴨》、《也是三角》等。張桂興編撰：《老舍年譜》（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85頁。濟南的鐵公祠和鐵鉉寧死不降明成祖朱棣的故事，讓老舍對古代英雄的氣節萬分欽佩；濟南的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護城河和四季變更不但給老舍以淡雅的美感，也讓他產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因此他說：“我決不願濟南被別人管領。”老舍：《更大一些的想象》，《老舍幽默詩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76頁。同時，這種愛國情懷使他對政府的不作為和民眾愛國意識的缺失現象進行了諷刺和批判，他說：“在中國，政府沒主張便是四萬萬人沒主意；指望著民意怎麼怎麼，上哪裏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滿洲在東南，還是在東北？和他們要主意，等於要求鴨子唱昆腔。”老舍：《估衣》，《老舍幽默詩文集》，第100頁。1934年9月，老舍全家移居青島，住在山東大學後麵的一所洋式平房裏，學校的校舍則是昔年的德國兵營。與濟南有所不同，青島固然是風暴為潮的北國中的一顆綠珠，但它的“洋味”太重。或者說，青島具有明顯的殖民色彩，這對老舍的刺激就更強烈些，他曾憤慨地說：“至於沿海上停著的各國軍艦，我們看見的最多，此地的經濟權在誰何之手，我們知道的最清楚；這些——還有許多別的呢——時時刻刻刺激著我們，警告著我們，我們的外表樸素，我們的生活單純，我們卻有顆紅熱的心。我們眼前的青山碧海時時對我們說：國破山河在！”老舍：《青島與山大》，《老舍文集》第14卷，第61頁。1934年10月22日，老舍在山東大學大禮堂為“第五次總理紀念周”做了題為“中國民族之力量”的學術講演，高揚了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偉大功績，歌頌了中華民族的偉大，也批判了洋人騎在中國人頭上的囂張氣焰。1935年夏天，老舍與王餘杞、王統照、王亞平、杜宇、李同愈、吳伯蕭、孟超、洪深、趙少侯、臧克家、劉西蒙等12位相識的友人，聚集在青島，假《青島民報》合辦副刊“避暑錄話”；同年7月，老舍與王魯彥、艾思奇、吳組緗、汪靜之、周建人、柳亞子、鬱達夫、徐懋庸、曹禺、鄭振鐸、鄭伯奇等147名文藝家和17個社團聯名簽署了《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提倡自救運動和多吸收外來文化，反對複古運動，認為複古運動將是“一副毒藥”，對於民族的前途“絕對沒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文學社等：《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文學》，1935年7月1日，第5卷1號。1936年3月，山東大學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令老舍對中國的教育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從上述老舍所接觸的人和事可以看出，老舍與進步文藝界尤其是左翼文藝界人士的接觸越來越多，這無疑是其革命觀發生改變和小說中革命敘事得以生成的重要推手。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救亡訴求促使老舍積極參與濟南等地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其生命中有了“抗戰的八年”：他先後流徙於濟南、徐州、武漢、成都、重慶等地，他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斷攀升，是時他依然堅持市民文學創作，但也開始熱心投入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生活——抗日救國活動之中，正如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抗戰是老舍心態關鍵的轉折期。國恥、族恨、家難的曆史記憶與麵臨亡國滅種的現實之間高度的相像甚至重疊的景象，促使老舍這個深沉的愛國者毅然決然投身抗戰……他為全民族抗戰，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抗戰宣傳中竭盡全力。投身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也使他認識了政治。”吳小美、古世倉：《老舍與中國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7頁。而在武漢和重慶組織“文協”活動時，老舍發現了很多民族鬥士反抗外敵侵略的大無畏精神。後來，他在自己的小說中自覺地融入革命敘事，以彰顯中華民族的反抗精神，祁瑞全（《四世同堂》）和孟良（《鼓書藝人》）這類富有革命精神的愛國者形象的塑造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些民族英雄形象也構成了老舍小說中都市民間襯景下最靚麗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