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之前，當代文學對“城市”的書寫始終受製於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在《我們夫婦之間》、《霓虹燈下的哨兵》等作品裏，“城市”被描寫成一個充滿誘惑及腐蝕、亟待革命者加以拯救的存在，所謂的城市書寫實質上就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揭露和拷問。進入新時期之後，在經濟體製轉型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隨現代城市文明的複蘇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鄉差距在某種程度上被進一步地拉大，致使農村人口再度大規模地湧向城市。於是，“農民進城”現象及其所激發的社會問題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對進城農民及其生存境遇的展示逐漸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
新時期小說借助於書寫農民進城前後的生活處境和精神軌跡，在總體上呈現出社會轉型時期作家對於當代城市生活的複雜觀感。在改革開放初期，麵對城市的新生及其社會轉型，“城市”的意象實質上被描述成現代文明優越性的象征，由此帶來的是農民群體對“城裏人”身份的向往，“城市”隨之發散出召喚當代農民改變自身命運的現代性魅惑。鐵凝的《哦，香雪》雖然沒有提及“農民進城”的問題，但作者通過描述一個農村女孩麵對城市時（這在小說裏被具象化為一個文具盒）既渴慕又卑怯的情緒，展示了封閉、落後的鄉土社會對現代文明的憧憬，而這也道出了當代語境下農民對於城市的普遍心態。正是出於這種心態，路遙的《人生》講述了一個農村青年力圖成為“城裏人”的奮鬥史，透過高加林的人生起落反映了“農民進城”現象背後更加複雜的社會意義——出走或留守的矛盾成為高加林們在現實與情感上的兩難抉擇，而這種抉擇是“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難以實現所構成的衝突”卜樹春：《抒寫城鄉融合的獨特感受——路遙小說作品的精神特征》，雷達編：《路遙研究資料》，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82頁。，由此凸顯出的是新時期農民在城鄉對立下進退失據的內在矛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打工潮的越演越烈，“農民進城”的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成為新世紀小說的主要聚焦點之一。據學者統計，從2001年第5期至2003年第10期，《收獲》、《十月》、《當代》、《中山》等重要文學期刊上發表的“農民進城”題材小說就達到了275篇徐德明：《“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縱觀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作家們關於城市的書寫仍然延續了20—30年代中國文學的價值立場。一如《駱駝祥子》對城市文明的“妖魔化”，新時期小說同樣從負麵感知出發來書寫當代城市生活，在總體上把“城市”建構為一個否定性的文化意象。
在全球化和經濟體製轉型的背景下，信仰危機、道德失範、貧富分化等現實問題得到進一步的凸顯，城市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想象成人文精神匱乏、物質欲望泛濫的道德荒漠。而進入城市的農民不僅要麵對叢林法則的揀選和壓迫，更要麵對“城市”加諸“鄉村”的文化優越感，以及“城裏人”對“鄉下人”的排斥。因此，在90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中，“城市”總是一個充滿物質誘惑但又格外冷漠、殘酷的所在，農民進城之後麵對的也總是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生存悲劇。尤鳳偉的《泥鰍》敘述了農民國瑞因生活艱難而走進城市，並經曆了從搬家工到男妓直至詐騙案替罪羊的人生轉變。小說以國瑞被槍斃為結局，而這個人物的毀滅無疑映射出當代都市極端殘酷虛偽的生存倫理，使人們看到了城市外來者卑微得如同“泥鰍”一般的生活本相。《北京候鳥》（荊永鳴）、《民工》（孫慧芬）等作品則聚焦於農民工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無可憑依的困境，通過描寫這個群體苦苦掙紮的現實生態，著重揭示了城市邊緣人被排斥、被歧視的心靈創傷，由此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冷漠、壓抑的都市社會。吳玄的《發廊》講述的是農村女性的沉淪，小說的意蘊不僅在於呈現了城市外來者迫於生計而道德淪落的生存處境，更在於揭露了這種處境下被扭曲了的、畸形的價值觀——人們竟然認同女主人公出賣身體的行為，甚至將其作為效仿的對象，以致“村人再也沒有理由重男輕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在這看似荒誕的因果關係之下，作者向人們展示了整個社會的迷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接續了《駱駝祥子》對於現代城市文明的針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