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相似，賈平凹的《高興》立足於新世紀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展現了這個群體被城市誘惑而又被遺棄的悲劇。對比《駱駝祥子》，《高興》同樣塑造了一個對“城市”抱有夢想的外來農民，並將其置於城市/鄉土的隔膜下來書寫農民進城——尋夢——受挫——夢碎的酸澀和悲苦。盡管這個以拾垃圾為生的主人公總是被“城裏人”當作垃圾一般冷落、排斥，但對城市的認同讓劉高興仍然鍥而不舍地朝著“城裏人”的目標奮鬥，以至於當他經曆了“賣腎”事件之後，不無自得地想道：“一隻腎已經成了城裏人身體的一部分，這足以證明我應該是城裏人了。”在這種強烈的認同感下，“城市”映照了當代農民在逐漸邊緣化的現實處境下渴望被社會接受的心態，但其結果往往是被侮辱被損害的生存悲劇。因此，有研究者在比較《高興》和《駱駝祥子》時指出“祥子與高興的命運悲劇在於城鄉夾縫中的生存現實和勢不兩立的兩套價值體係導致的生存殘酷性和無奈性”焦仕剛、楊雪團：《身體的親密無間與思想的貌合神離》，《名作欣賞》2011年第3期。，而這正是20世紀以來“農民進城”現象所無法擺脫的文化宿命。
三
從整體上看，反思性、批判性構成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在城市敘事上的基本維度。從《駱駝祥子》到新世紀的底層文學、農民工文學，作家們力圖通過描述進城農民這一外來群體在城市生活中的現實境遇，揭示社會環境的異化和人性的異化。所以，無論是左翼文化傳統下的階級批判和人道主義批判，還是基於傳統文化視閾的現代性反思，都把“城市”看作一個反人性、非人道的異端，“農民進城”故事隨之具有難以言喻的悲劇意味和現實意義。由此綜觀《駱駝祥子》與新時期小說的城市書寫，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著某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一，雖然《駱駝祥子》和新時期小說都描述了農民進城後將要麵臨的苦難，並生發出對城市以及現代文明的質疑和批判，但二者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審視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其視點有著極大的差異。從一定意義上說，祥子的苦難並不等同於新時期小說中進城農民的生存困境，前者所指向的是現代/傳統的二元對立下農民個體被異化、“被城市化”的命運。換言之，祥子的人生悲劇就是由於城市把他改造成了一個“城裏人”，使之在價值觀念的傾覆下陷入心靈的崩塌，由此展開的是對現代城市文明將人變成鬼的控訴。與祥子的遭際不同，劉高興們的悲劇則在於他們希望獲得城市的認同，想要做一個“城裏人”卻被夢寐以求的城市無情地拒斥在外，從而突出了社會轉型時期城鄉二元對立的文化隔膜。所以，《駱駝祥子》與新時期小說實質上表達出對城市文明的不同觀照視野——前者突出的是“地獄”般的城市如何致人墮落，在很大程度上指涉了現代性批判的社會政治向度；後者則“由於它所表現的對象往往在宏觀社會經濟變遷的背景下往返於城鄉兩域，其思想和行為展示著異質性文化價值的衝撞”邵明：《何處是歸程——“新鄉土小說”論》，《晉陽學刊》2006年第3期。，因而更加注重書寫時代變革中農民群體被邊緣化的生存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