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從《駱駝祥子》到新時期小說，對進城農民精神困境的展示都凸顯出其內在的文化依賴心理。審視祥子的命運悲劇，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因是主人公對城市文明的依賴，從而導致他深陷在城市“地獄”裏無法自拔。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祥子形象的特殊意義之一在於“他討厭鄉村而喜歡城市。即使在受到虎妞‘假懷孕’恐嚇而手足無措之際，祥子想的還是絕對不回鄉下，寧可看守北海公園的白塔也不回農村當農民，不管受到多少城市的磨難，‘忘本’的祥子選擇的都是拒絕回農村”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其敘事》，《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究其原因，一方麵，伴隨著農耕文明的失落，鄉土已經成為留駐在記憶與想象裏的精神家園，而現實情形卻是“故鄉”的湮沒使得進入城市的農民常常處在“回不去”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麵，城市意味著較之傳統社會更充裕、優越的物質生活和獨特的現代性體驗，由此造就了現代文明無法抗拒的魅惑，致使現代人既不能又不願離開城市。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總是被表述為一個充滿誘惑的文化磁場，所以它“雖是惡之花，卻有著不可抵擋的誘惑力。人們對‘城市’可能會心生厭倦也會心灰意冷，卻又宿命般地依賴於它”龔金平：《開放視野下多維對話關係的構建》，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第130頁。。正因為如此，祥子寧願毀滅也要留在城市的人生選擇體現出更加豐富的文化意蘊，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的意義。
新時期小說中的農民工群體也常常陷入同樣的狀況——城市的誘惑讓他們無法再接受凋敝的鄉土家園，對城市文明的依賴性又使得這些飽受創傷的外來者不得不重複著自己困苦的命運。在《發廊》的結尾，女主人公方圓帶著創傷回到家鄉，但此時的故鄉已經是一個陌生的、無法適應的所在，所以“一個月後，她去了廣州，還是開發廊”。而荊永鳴則用“候鳥”的意象象征了這個群體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無家可歸的生活狀態，他在《北京候鳥》裏寫道：“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滿城流浪，他們也不想再回到鄉下去。對許多外地人而言，城市是一塊磁鐵，城市是一張大網，把他們吸住了，網住了。”由此，農民工群體麵對的是遊走在城市與鄉土之間卻無處容身的邊緣化處境，這也就使得他們總是無法逃避被城市吞噬的宿命，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呈現出農民工問題的複雜性。
在20世紀以來社會轉型的曆史語境下，農民與城市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難以把握而又不能不重視的關鍵性問題，其複雜程度遠遠超越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範疇。所以，從《駱駝祥子》到新時期小說，中國文學一直在嚐試建構關於現代城市文明的文化圖景，並透過農民與城市的對立向人們展示了變革中的社會及其深層矛盾。正因為這樣，以文學的視角來審視“農民進城”的現象，對於全麵理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