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當自己的命運遭受不公時，他們開始懷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倫理，開始走向墮落，甚至走向反麵。正如老馬所說：“拉車的壯實小夥子要是有個一兩天不到街口上來，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準在白房子爬著呢。”同上，第227頁。生存壓力加上極度的心理落差使他們不再相信靠自己踏實勤勞就能致富，就能體麵地生活，從而選擇了與城市中人對抗、甚至報複的心態，他們與城市的距離因此又在一步步拉大。比如祥子“原先他以為拉車是拉著條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險。現在，他故意的耍壞；摔死誰也沒多大關係，人都該死！”同上，第231頁。可以說，祥子的悲劇既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三、農民工：現代城市遊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社會曆史的變化再次為文學表現來自於鄉村的農民工形象提供了豐富的源泉”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但隨著城市化進程中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的凸現，“描寫和展現在城鄉對立的二元社會結構擠壓下農民的離鄉進城、城市遭遇和棄城返鄉——農民在城鄉之間跋涉轉換的人生際遇和軌跡成為當下文學的重要現象，甚至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農民工為描寫對象的小說潮流。民工形象的蘊涵顯得更加豐富複雜”逢增玉、蘇奎：《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農民工”形象及敘事》。。像孫惠芬的《民工》，尤鳳偉的《泥鰍》，陳應鬆的《太平狗》，殘雪的《民工團》，賈平凹的《高興》等，對農民工在城市的命運和生存現狀進行了多方麵深入的書寫與思考。
祥子的時代，是土地的喪失、階級的壓迫、鄉村的凋敝等原因促使其不得不離開農村，到城市謀生。新時期，大批農民背井離鄉湧入城市，其動機與祥子的時代大不相同，但城鄉差距的加大，城市物質的或者精神的財富無疑對他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高興》的主人公劉高興本是一個渴望改變自己命運的青年農民，他聽說清風鎮第一個去西安的韓大寶發了財，就與五富到西安投靠韓大寶拾垃圾，希望在此掙錢、娶妻生子，在城裏安家落戶。“然而最終結局卻與駱駝祥子相同，劉高興無論多麼優雅地擁抱城市，希望城市人群接納自己，最終還是被當做城市的另類被排斥，最後背著同伴的屍體回到鄉村，經曆一個比祥子還殘酷的人格和尊嚴被否定的城市之旅，結局同樣悲慘，這與祥子的被城市侮辱而淪落具有同樣的悲劇意義。”焦仕剛、楊雪團：《命運悲劇中的文化宿命》，《棗莊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高興》反映的正是進城農民工一段辛酸而血淚的生活曆程，他們雖然有良好的願望，但結果並不能“高興”起來。很明顯，賈平凹的《高興》在一定意義上承繼了老舍《駱駝祥子》的書寫主題。
四、結語
陳思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中說：“《駱駝祥子》是以一個人的生活經曆為描述對象的小說。中國傳統小說很少是寫一個人的，如《紅樓夢》寫了一大群人，《水滸》一寫就是一百零八將。”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97—298頁。可以說，老舍的《駱駝祥子》在中國小說史上是有著重要地位的，它不僅突破了傳統小說的描寫對象，而且觸及到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就是農民在走向城市、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問題與困難。有關城市遊民的集中書寫在古代文學作品中並不多見，而且作家的筆墨也主要不是放在這些個體身上，他們很難成為作品的主人公。老舍的創作，特別是小說《駱駝祥子》，不僅拓展了新文學的表現領域，而且在老舍筆下，城市遊民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動人，並進而對當代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農民工的書寫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繼承了老舍對城市遊民書寫的傳統，成為新時期甚至新世紀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