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起始寫到小坡名字的來由，是就地取材，根據父親店鋪的位置變遷而定的。“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親的鋪子移到小坡後生的；他這個名字，雖沒有哥哥的那個那麼大方好聽，可是一樣的有來曆，不發生什麼疑問。”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小說全集》第2卷，長江文藝出版社，第263頁。這裏以人帶事，雖然看不到詳細新加坡街景的描繪，主人公本身的來源就具有地域性，是和新加坡無法分離的一種存在。命名在中國小說的傳統中是具有隱喻象征的關鍵環節，為了不使這顯得刻意和過分沉重，老舍緊隨其後又宕開一筆，繼續追問下去：“可是，生妹妹的時候，國貨店仍然是開在小坡，為什麼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同上。歸結起來一句話就是“生在大坡叫大坡，生在小坡叫小坡，沒有仙坡為何要叫仙坡？”這成為一種有趣無理的聯想。
雖然是基於新加坡的地名而起名（仙坡是例外），兄妹三人的名字也仍是符合中國習慣的同輩順位排布命名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有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吸收和化解，以某種具有調侃戲謔色彩的方式創造了文化混雜性。
老舍的外視角下所展示出新加坡的扁平感，顯得整個城市幾乎沒有真正的質感溫度，卻也因此意外地保持了觀察的距離和可供反思的空間。便如在第二章陳述“種族問題”，章的名稱已開宗明義。倘若以今日的時新理論分析，是民族身份認同的討論，在此卻以小兒雜語的形式出之，顯得樸素天真，作者的用心寓於看似戲言的荒謬結論之中。人種膚色的轉換當然不是瞬息可以為之的，但其差異並非絕對不可逾越的壁壘。隻因世俗偏見的有意區隔，才造成了各種疏離與誤解。
王潤華在其關於老舍《小坡的生日》的論文中寫道：“今天的新加坡人，看了小說中花園的結構，一定會深深的佩服老舍的遠見。在1930年，他心目中居然就有花園城市的藍圖，實在不簡單……所以現在新加坡被稱為花園城市，完全實現了人民的願望，而這個理想，三十多年以前，老舍就看到了。”王潤華：《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對今日新加坡的預言》，《老舍小說新論》，學林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實際情況究竟如何？老舍自己在關於這本小說的創作談中所言，因沒有錢到馬來西亞內地詳作考察，所以隻買了到新加坡的船票，並在當地的華僑學校邊教中文邊從事對南洋的寫作。再因時間和條件所限，他無法完成原計劃中宏大的南洋華僑史書寫，最終寫成了這個“最小最小的南洋”。大曆史的敘述在逐漸瓦解，具有寓言和預言性質的書寫因其內涵的深廣存在得更為長久，意義也更為顯著。
三
《吉陵春秋》中的吉陵鎮是“山在虛無縹緲間”的城鎮（劉紹銘語），顯得更加撲朔迷離。與童話化的花園城市新加坡比起來，吉陵鎮像是可以超越時空的小鎮。嚴格來說它非城非鄉，其鎮的名稱雖有實景書寫，但更像是一個鎮的模型，仿製中國、馬來西亞的小鄉鎮而造出來的。餘光中甚至出驚人之語，認為這部小說的實際情境就是在中國內地。大陸：“在空間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暖昧其詞。就地理、氣候、社會背景、人物對話等項而言，很難斷言這小鎮是在江南或是華北。對話裏麵雖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雖然也有騾車，但是從第四頁的‘正趕著南貨大批北銷，紅椒行情，一日三漲’等語看來，卻又似乎在講江南。李永平生於東馬的沙勞越，二十歲來台灣讀台大外文係，畢業後留係擔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國後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學教書。他對中國大陸的村鎮，並無切身的體驗，所以也不便經營鄉土的寫實。朱炎說吉陵鎮是華南，台灣、南洋一二地的綜合體，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書中從來不見馬來人和椰樹，而人物的對話也和台語無關，所以就從虛構的立場說來，這本小說隻宜發生在中國大陸。”
如細究《吉陵春秋》一書的故事主線：長笙遭辱自盡和劉老實手刃仇人的情節更為驚心動魄，但這個殺仇人的結局始終不是明確交代的。其閃躲騰挪的敘事方式虛實相生，在其世情小說的脈絡之外又平添了一種偵探推理的意味。此書中有些情節和其內部各個短篇之間，始終都存在矛盾、含混，無法嚴絲合縫對上榫頭。如果說，林徽因同樣取材市井民情的名篇《九十九度中》是采取近伍爾芙小說（知名短章如《牆上的斑點》等）意識流的寫法，令作者意識自由流動，如隨拍的攝影機順時記錄下所見的情景人事，寫出了“人生如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的困境。在共時的某一當下將若幹荒謬、突兀、理路相悖的境況並置其中，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且震撼的藝術效果；那麼《吉陵春秋》在作為短篇集的結構安排上，則是方枘圓鑿的中國式玲瓏棋局，如同孔明鎖和九連環一樣的玩具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