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體昏暗低沉的底色之外，《好一片春雨》中小兒女嬉戲相昵的天真感情，是書中令人為之眼亮的暖色著墨；而《日頭雨》羅小樂殺狗的一幕，是給人以強烈感官刺激的血腥場景，少年殘忍天性的延伸和發展被集中表現在這一富有張力的短章之中。或許《吉陵春秋》和《小坡的生日》這兩部貌似迥異的小說，其內核可以相通的部分是：城與人的糾葛和情感皆絞纏一處，與其說其間是純粹對城市的關注描寫，莫若說是一個古老城國的人民在其外洋放逐的遭遇中，所保留的兒童天真與少年血氣所延續的希望和可能。
《小坡的生日》與《吉陵春秋》在虛設想象以陳辭陳情的層次上，亦能從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裏找到與其近似的創作品類。沈從文《阿麗思中國遊記》、廢名《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都是這類具童話與小說雜合特征的作品，惟其政治諷喻與現實針對性更強，更指向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政局變化。老舍則將視角移置鄰邦的東南亞。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小說家選擇這種俏皮輕巧的文體，乃至近於建立了某一種單獨的書寫類型。
從體量上看，《小坡的生日》被視為長篇有些名不副實。如果不受短篇集和中篇的名稱之限，則《小坡的生日》與《吉陵春秋》的篇章構成都是攢花串珠式的。因為傳統意義上以情節繁複、邏輯線條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等特征見長的長篇寫法似乎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則是以片段、場景、心理感受為主的，情節和敘事都弱化的表達形式。如喬伊斯《都柏林人》的寫法，白先勇《台北人》的寫法。關於這種文體的變化，台灣文學評論家唐諾在為豐瑋小說《九月裏的三十年》所作序言中，對現代小說看法的一段話以為佐證：“大概兩年前，當時我自己才剛要寫完《世間的名字》這本書，有回和小說家駱以軍聊到，我們兩人都同意，現代小說中的人物已實質都是無業之人了，不是小說家不給他筆下的人物某個身份某個職業，而是小說故事總是以某種下班後的方式發生（不管實際場景是在家、在辦公室、在大街上、在夜店裏或隨便哪裏），也就是說，人每天八小時十小時認真或被迫認真做著的事，這部分的成果、經曆、視野，以及最重要的，看事情想事情的方法，完全隔絕於（小說所揭示的）人的基本生命處境之外，好像人回到生命現場和回到生命之初是同一件事，都得是赤裸裸的、重新來過的乃至於一切從零開始的。其結果之一便是小說人物的實質趨同，小說的雜語特質消失，小說中不再有各種不同看待事物方式、不同思維途徑的有趣交鋒（如書中胡琴所說的，她就是喜歡同一事物的不同定義，不同說法、解釋和期待），小說一路向著抒情言誌傾斜，小說於是愈來愈像散文甚至是詩。”唐諾：《與時間有關·與眼睛有關》，豐瑋：《九月裏的三十年》，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5頁。這一代中文書寫者寫出這類並非出於傳統敘述講故事手法而又卷帙浩繁的小說，其目的恐怕在於希求以竭力建構的知識結構和可能的新世界，來自我教養和教養讀者，以彌補先天經驗和教養的缺失。
新加坡對於老舍、馬來西亞對於李永平，一是過客之地一掠而過，無暇對此做更詳盡的開掘；一是雖生身於此地，但其實缺乏足夠的文化認同。於是無論是樂觀的寄托願景，抑或是心懷譴責之意逐一檢點其衰朽，都抱有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懷。突破文學史的以地域時間為限的外在框架，更注重考察作品文本肌質及其內在理路的話，則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人生經驗的界碑與存在物。毋庸置疑，其中不僅表達了作者在文學上的追求與野心，亦寄寓了寫作者當時的個人情誌。其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真正的風物曆史並不重要，在記憶與遺忘之間，真實與虛構之間所存留的花園城和吉陵鎮，是對永恒失落南洋的挽歌，亦是文化漂泊者對文化中國的追尋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