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寶楨一直認為，讀書人都是孔孟之徒，他們入仕，出發點應該是行孔孟之道，並不應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規，保持祖製的“低薪”正好有利於官員們“砥礪節操”，“保持正氣”，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低薪製其實是中國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但問題是一方麵是官俸低得有時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是官本位，官萬能，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製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通過加收攤派收取行政費用，支撐政府運轉，是曆代政治中的一個正常現象，也是低薪製得以維持的基礎。問題是加收多少，攤派多寬，並沒有明文規定，完全是暗箱操作。並且，對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從來沒有建立過有效的會計審計製度。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裏放錢，就像吃飯夾菜一樣容易。這種製度的荒謬，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這種製度下，要是做清官，一絲不取，結果就是甘於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
問題是，你要甘於貧窮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別人和你一起受窮！
儒家理學所造就的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支撐著中華民族渡過了幾千年的艱難歲月。這個神話是個圈套，它告訴人們，一個社會或者一個人達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經為聖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問題是聖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貫徹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如果你還沒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沒有貫徹正確。
幾千年來，中國人就是在試圖通過貫徹聖人之言、達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過的，幾千年了，聖人們許諾的“大同世界”從來沒有降落過人間，“太平盛世”從來隻是戰亂和災荒中的短暫喘息。在聖人之言人人諷頌之時，人們舉目所見，隻有混亂、僵滯和窮困。從來沒有人懷疑聖人之言是否正確，沒有人跳出這個神話的陷阱。人們隻是前赴後繼，一代又一代堅持不懈。
整個中國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執之中，毅力被當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然而，人們越努力，世界就變得越糟糕。
而丁寶楨卻仍然對此堅持不懈，他上任之時，山東的稅收本來並不少，但他“一心為民”，到任後便大興“利民工程”，興修水利。1871年，黃河於山東鄆城侯家林決口，交通阻塞，多數州縣被淹。負責治河的大臣建議第二年動工堵築。丁寶楨力請即時於水涸時動工，並請命親自督修。不到兩個月竣工，時稱“費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後黃河又在石莊戶決口，河水奪流南下，山東、江蘇、安徽數百裏受災，運河交通廢棄，朝廷上下治水之議莫衷一是。丁寶楨又奏請督工堵築，河水專注於大清河入海。
除了興修水利，丁寶楨在濟南建尚誌書院，招收各府州縣儒生來院講習，兼收願學天文、地理、算術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協餉攤派過來之後，丁寶楨積極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額將協餉交付。他辦的這些事為他贏得了極高的官聲，但山東的財稅收入卻漸漸的變得入不抵出。而丁寶楨並沒有去研究這當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範圍內厲行節儉，並親自帶頭做表率，並嚴禁捐勒需索訛詐賣放等弊，“諭各商人，如有此蔽，準其隨時喊稟，立即嚴究。……重則重辦，輕則當堂笞責，……沒有訛索得髒者，立即究返，當堂發還商人，不遷延時刻”。但他的表率雖然做得好，除了他個人的官聲繼續高漲之外，別的卻是一無所有。
但吊詭的是，在官場上被視為另類奇葩的同時，在民間，丁寶楨卻已經漸漸成了“神”，成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難的青天大老爺，是揚善懲惡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而現實生活中的丁寶楨，一邊享受著小民百姓的崇拜，一邊卻也暗自為財政困窘而苦惱不已。
他的這種苦惱，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說的！
當然，小民百姓之中，也並不是誰都這麼認為的，一些士紳和商人在私下裏就曾發出了“清官亦猛於虎”的哀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