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論文，主要呈現出如下幾條研究路徑：一是對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地域文學個案的考察，這一方麵成果主要體現在陳慶元、李浩、曹道衡、胡阿祥、羅時進、馬大勇、何天傑、劉躍進、漆娟、翁筱曼、王文榮、戴偉華等人的手中；二是對具體詩人與地域文學關係的研究，這一方麵成果主要體現在陳慶元、楊合林、劉勇剛、李劍鋒、蔣寅、周興陸等人的手中；三是對區域文人或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關係的研究，這一方麵已出成果還不多，主要體現在王水照、王萬誌等人的手中；四是對詩歌總集、選集與地域文學關係的論說，這一方麵成果主要體現在李旦初、趙永源、董雪靜、翟付滿等人的手中。此外，其研究路徑還有：對地域文化之於詩歌流派影響的研究，對具體詩人詩作地域性特征的探討，對具體詩人之於地域文化影響的研究，對特定文學新變之地域文化背景的考察，等等。
在對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地域文學的個案性考察方麵，如：李浩《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一文，作者從地域與家族的角度審視唐代文學，通過縱向與橫向兩條線索，為關中文學世家定位。縱向以考察關中士族與時俱變，隨俗雅化；橫向以比較江南士族、山東士族與關中士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分歧與融合，並由此來凸顯關中文學世家的一些特點。其得出的結論有三：一是關中士族經曆了從經學世家到武力強宗，再由武力強宗到文學世家的演生變遷。其中武則天當政後，壓製摧抑關隴集團，其核心人物受到嚴重打擊，但關中士族並未被消滅，而是由武質集團蛻變為文學士族；二是隋唐五代關中文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隋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其中，中唐時期是關中文學全麵繁榮時期；三是從比較的視閾來看，關中士族與江南士族、山東士族鼎足而三，在文學觀念、作者隊伍、創作成就等方麵互有異同，其異是各自地域文化所致，其同則是因人員的遷徙流動和作品的交流傳播所形成的一種融合狀態，比起南北朝時期，以上三個地域同大於異，且有不斷縮小差別的趨勢。作者通過具體考察與比較，將唐代關中文學的主要特點在縱橫觀照的視域中予以了揭櫫，從一個視點上拓展、豐富與深化了對唐代文學發展演變的認識。又如：胡阿祥《論魏晉時期巴蜀地區本土文學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一文認為，魏晉時期，巴蜀地區僅出文學家14人，較之西漢巴蜀本土文學的輝煌及魏晉時期其他一些地區本土文學的發達，顯得相當寂寥。而之所以如此的根源在於：蜀漢的人才政策與立國方針不利於巴蜀本土文學的成長，西晉巴蜀政治地位的下降有礙巴蜀文學家的顯名於世，西晉末年及東晉時代巴蜀政局的動蕩則導致巴蜀本土文學的整體衰退。文章抓住特定時期特定地域的文學發展狀況予以論說，將對中國文學不平衡發展的認識向前予以了推進。
在對具體詩人與地域文學關係的研究方麵，如：周興陸《錢謙益與吳中詩學傳統》（《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一文，作者在係統梳理明代吳中詩學和北郡詩學之間複雜關係的同時，以錢謙益的理論表述為重點，闡述錢謙益勾勒明代吳中詩史，建構吳中詩學傳統的自覺努力，並指出：本乎學問，關乎世運，取徑杜、韓、蘇、陸，而踔厲特出，自成一家，是錢謙益為吳中詩學走出的新方向。文章對錢謙益在吳中詩學傳統建構中的地位與作用作出了切中的分析論說。又如：蔣寅《黃宗羲與浙派詩學的史學傾向》（《江海學刊》，2008年第5期）一文認為，黃宗羲在以精深的學術思想影響清初浙江學術的同時，也以其宋詩傾向及對《宋詩鈔》編纂的實際參與，給予清初浙派的詩歌創作和詩學以潛在的影響。詩學雖不是他擅長的專門之學，但他對詩歌的見識往往深刻過人。他的“詩史”理論在清初詩學中獨樹一幟，他編纂的大量文學選本開了浙派詩家詩史研究的先河，最終形成具有濃厚史學傾向的浙江詩學傳統，以獨特的方式推動了清初詩學史的進程。以某一獨特的人物為立足點，映射某一地域的詩學傳統及其發展演變，由點到線或由點到麵，是這一研究路徑的突出特色。
在對區域文人或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關係的研究方麵，如：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文學遺產》，1994年3期）一文，作者通過具體考察以錢惟演、謝峰為首的西京文人群體的活動與創作情況，認為這一文人集團深受洛陽地域文化深厚積澱的影響。由此，他們的創作，對宋詩、宋文、宋詞的時代特點的形成與發展，都起著導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又如：王萬誌《略論金代山西文人與地域文學的發展及原因》（《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一文，作者抓住金代山西地域文學的發展曆程予以考察，所選時段是一般研究較易忽視的。他將金代山西地域文學的發展曆程具體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從金太祖到海陵王遷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學的複蘇期；（2）從海陵王遷都之後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學的發展期；（3）從衛紹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學的繁榮期。之後指出，金代山西地域文學在金末迎來鼎盛局麵主要有三方麵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時期山西士人的回歸，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國意識與使命感。文章以清晰的脈絡對金代山西地域文學的發展曆程及其原因作出了闡說，進一步豐富與充實了對金元文學史的認識。
在對詩歌總集、選集與地域文學關係的論說方麵，如：李旦初《〈國風〉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一文，作者從地域文化和藝術流派的角度，對《詩經·國風》作出了新的探討。它按照地域相鄰、詩風相近的原則，把十五國風歸納為“鄭衛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齊曹派”五派。文章從西周至春秋時代各諸侯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風俗、文化心理、審美趣味的差異性，就各派的構成、主要特點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別作了簡明扼要的闡釋和評價，並認為，從地域流派角度考察和解釋《國風》，必將開拓《詩經》研究的新領域，有助於更有效地弘揚我國古代燦爛多彩的文化傳統。又如：翟付滿《論〈丹陽集〉選詩標準及其地域文學特色》（《現代語文》，2007年第11期）一文，以現存唐人選唐詩中唯一一種以籍貫為單位選詩的詩歌選本《丹陽集》為研究對象，考察其選詩標準與審美崇尚，認為其選詩存在尚骨力、重聲律、文質並重、情理兼取、取諸詩人之長等標準；其編選則顯示了當時潤州地區文學創作有著崇尚隱逸的傾向。文章將詩集的編選與地域文學因素有機地勾連了起來。
在所出版著作方麵，其主要有：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胡阿祥《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陳慶元《文學：地域的觀照》（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祝尚書《宋代巴蜀文學通論》（巴蜀書社，2005年），孫海洋《湖南近代文學》（東方出版社，2005年），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中華書局，2006年），周建軍《唐代荊楚本土詩歌與流寓詩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韓結根《明代徽州文學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梅新林《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上、下）（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上述著作，或對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的文學進行深入的研究，或對某一地域的文學作通觀性考察，或就不同地域的文學進行比較辨析，等等，各有特色。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胡阿祥的《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及梅新林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上、下）三書。這不但因為它們在研究內容上視見開闊，材料翔實，更為重要的是其研究上多所創獲。胡阿祥《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一書，提出了“中國曆史文學地理學”的構想，詳考魏晉時期文學家籍貫的地理分布及各地區本土文學的成長，為構建我國古代文學曆史地理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一書，通過主要考察唐代關中、山東、江南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的構成、流動及其演變的曆史過程與基本特征，將唐代文學士族這一特殊的文人群體置於地域文化背景之上，運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對文學士族發榮滋長的“內在理路”與“外部環境”作出了互動分析。其運用思想史、社會史與文化地理學的成果激活了文學研究的創新思維，拓展了文學史研究的領域。梅新林《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上、下）（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一書，基於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與重構一種時空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的雙重需要，其著作以創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為學術宗旨，以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場景還原”、“版圖複原”之“二原”說為理論支撐，通過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深入揭示出中國文學地理的表現形態與演變規律，係統建構起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係。此書重點圍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要素，即從文學家籍貫分布的“本土地理”出發，依次向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等三個層麵展開，最後歸結為“區係輪動”模型及演化的探討。全書體製宏大，在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於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交融與學術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實為“中國文學地理學”開山而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