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古代地域文學風格的整體性敘說方麵，如：朱誌榮《中國文學的地域風格論》（《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一文提出：中國文學地域風格的形成包含著以地形地貌、民風民俗等各種差異為主的自然環境的差異和由此而導致的人文環境的差異。南北方在自然條件、民間娛樂情趣上的迥異，直接影響了文學的南北差異。南方崇虛，多比興、象征；北方崇實，多直陳。南方富於理想，重視技巧；北方切於現實，崇尚剛健質樸。兩者相輔相成，使中國文學體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並充滿活力。同時，社會環境和文化交流對南北文學差異又起著一定的消融作用，地域文學風格便是在多向度的差異性與交融性中得以建構與凸顯的。在對不同地域文學的比較探討方麵，如：劉慶華《從“金陵懷古”與“長安古意”看文學的地域性差異》（《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一文，作者以“金陵懷古”與“長安古意”題材為研究對象，從文化地理、自然景觀、文學傳承、文化積澱與審美崇尚等方麵揭示這一現象及其深層原因，甚為新人耳目。又如，祝尚書《論南宋文學的東西部差異》（《四川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一文，作者認為：南宋文學在愛國主義的表達方式、文風承傳、詩派文體等多方麵都存在較大的東西部地區間的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有奸臣當權、文學傳統的不盡相同、統治集團排斥蜀士等。這些差異，形成了東西部文學的互補態勢，增加了南宋文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在對古代文學家地域分布及其特征的研究方麵，如：曹道衡《從〈文選〉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齊魯學刊》，2004年第6期）一文，作者以《文選》所選錄作品為視點，考察中古時期不同發展階段各地文學盛衰變化的情況，其視點是甚為獨特的。他認為，從西漢中葉直到東漢前半期，關中一帶的學術、文藝極為繁榮。隨著東漢遷都洛陽，學術中心亦隨之東移，曾是全國文化中心的關中地區逐漸衰落。東漢的“羌亂”及西部人民東遷對後來的文壇格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文選》選錄三國時代作家大部分集中於東部地區。西晉命運雖短，被《文選》選錄的作家卻達32人，其地域分布似較兩漢、三國有所擴大，但人數最多的仍然是今山東和河南的黃河沿岸一帶及淮北地區，這些地方從戰國以來，就是學術和文化最興盛之地。《文選》選錄東晉南朝作家共36人，絕大部分為黃河以南人氏，如此等等。文章以具體的史實將中古時期不同時段作家的地域分布及其動態性消長情況予以了揭櫫，顯示出將文學研究與曆史地理學研究相聯係貫通的紮實功力。又如，王德華《東晉文學的主題變遷與地域分布》（《浙江大學學報》，2006第1期）一文，作者具體將東晉百餘年的文學發展劃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三個階段，認為：從地域空間角度來看，與三階段相對應，文學中心主要分布在建康、會稽、尋陽三地。時間更替與地域轉換的疊合，使東晉百餘年文學發展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即：一是東晉初期主要以建康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興”文學主題的興起，二是中期主要以蘭亭詩會為代表的會稽地域“玄言”文學主題的興盛，三是後期主要以廬山為中心的尋陽地域“遁世”文學主題的興盛。其中，文學主題的變遷與地域中心的更替與東晉的政治動蕩密切相關。此文將文學主題的嬗變與文學地域中心的變遷相聯係考察，其研究視點與結論都是頗見新穎獨到的。在對地域文化與不同曆史時期文學發展關係的探討方麵，如：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一文認為，明清以來區域經濟的普遍開發，促進了地域文化的多元發展。人們對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統的認識，隨著交通和傳播的發達而加深。與地方誌編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學總集、選集和詩話的不斷湧現，使文學的地域傳統日益浮現出來，並在人們的風土和文化比較中得到深化，由此形成與經典文本所代表的“大傳統”相對的地域性“小傳統”。這種小傳統以方誌、總集和領袖人物的影響等多種力量左右著地方的文學風氣，同時成為文學批評中重要的參照係。當小傳統與大傳統在審美趣味和創作觀念上出現差異，趨向不一致時，小傳統往往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透過清代詩學，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傳統與大傳統的互動，以及從中不斷建構起來的地域文學傳統。總之，從不同地域文化傳統來闡說各異曆史時期詩學思潮的相互影響與興替消長，是這一研究方向論文的顯著特色。
三、對我國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地域詩學個案的具體考察
對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地域詩學個案進行具體考察，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古代地域詩學研究的最重要一個維麵，其所出成果較多，從一個側麵體現出這一維麵研究所蘊含的生機與活力。
90年代以來，這一研究維麵所發表的論文主要有：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文學遺產》，1994年第3期），李旦初《〈國風〉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陳慶元《蔡襄詩與閩中宋調的確立》（《福建論壇》，1994年第5期）、《嘉靖萬曆間閩中戍邊抗倭詩人略論》（《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1995年第3期）、《康熙乾隆間閩中風土民俗詩》（《中國典籍與文化》，1995年第1期）、《兩宋之際閩籍愛國詩人群體》（《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1996年第4期），李浩《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從人地關係看唐代關中的地域文學》（《西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趙永源《論〈河汾諸老詩集〉的地域特征》（《鎮江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曹道衡《關中地區與漢代文學》（《文學遺產》，2002年第1期）、《北朝黃河以南地區的學術與文化》（《福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齊魯學刊》，2003年第1期）、《黃淮流域和中古學術文化》（《文史哲》，2004年第3期），楊合林《陶淵明與江東地域文化之關係》（《吉首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胡阿祥《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本土文學述論》（《洛陽大學學報》，2002第3期）、《論魏晉時期巴蜀地區本土文學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羅時進《清初虞山派及其詩文化圈》（《蘇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周建軍、伍玖清《對古代文學地域性研究的思考——以荊楚地區的唐詩研究為重點來考察》（《懷化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劉勇剛《論雲間地域與名門望族對雲間派的影響》（《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試論蘇東坡對常州地域文化的影響》（《常州工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陳小芒《唐宋貶謫文人與江西文學》（《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8期），馬大勇《清初中州詩壇的構成與詩學取向》（《西北師大學報》，2004第5期），李劍鋒《論江州文學氛圍對陶淵明創作的影響》（《文學遺產》，2004年第6期），李德輝《從唐五代湖南文學看古代地域文學的二重性》（《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蔣寅《清初關中理學家詩學略論》（《求索》，2002年第4期）、《王士禛與江南遺民詩人群》（《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董雪靜《殷商地域文化與〈詩經〉戀歌》（《北方論叢》，2005年第5期），戴偉華《唐代文化弱勢區的詩歌創作》（《東方叢刊》，2006年第2期）、《區域文化傳統與唐詩創作風貌的離合——以楚、蜀文化為例的分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羅時進《明清之際江南文學版圖中的詩歌流派》（《江海學刊》，2006年第5期），何天傑《嶺南三家與清初詩壇格局之新變》（《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吳懷東《建安文學新變與發生的地域文化背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翟付滿《論〈丹陽集〉選詩標準及其地域文學特色》（《現代語文》，2007年第11期），胡蓉《論劉言史詩歌的地域性》（《邢台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周興陸《錢謙益與吳中詩學傳統》（《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劉躍進《秦漢時期巴蜀文學略論》（《重慶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黃河以北地區的文學發展》（《人文雜誌》，2008年第4期），漆娟《清代烏江流域女性詩歌創作論述》（《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翁筱曼《古代詩學視境下的“地域意識”——以嶺南地域詩學為個案》（《汕頭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羅時進、王文榮《清代吳地“九老會”文學活動探論》（《蘇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王亮亮《論地域因素對唐詩的影響——以湖湘文學為例》（《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09第1期），王萬誌《略論金代山西文人與地域文學的發展及原因》（《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