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何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有無內在體係？這是20世紀以來我國古代文論研究界著力探討的基本論題之一。80年代以來，我國古典文論研究界在對古代文論範疇及其理論建構展開係統研究的過程中，對上述兩大論題的探討進一步細密開來，並在持論上產生出交鋒。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但缺乏嚴密的邏輯體係，在古典文學批評發展演變的曆時構架中缺乏一個有機的係統；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是有其體係或曰潛體係的，這從不同文論範疇、批評理論、批評方法的“紐結”中可以勾畫出，它們往往表征為一個個隱而未彰的係統，有待我們去鉤索與“顯形”，而這正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之所在。羅宗強、鄧國光兩位先生在《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國的古代文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麵貌，我們至今似乎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這裏有幾個問題尚需研究：一是有沒有體係；二是這一體係是某一流派的體係，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體係；三是這一體係是由什麼構成的，是範疇，是某些觀點的組合，還是別的什麼；四是這樣的體係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是一時形成的，還是自古及今才形成的？”（《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他們二人所論，觸及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內在體係的有無及如何認識、挖掘與重顯等本質性論題，呼喚並警示著古代文論研究者作出自己的回答。張伯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一書，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和外在形式的探討”，從一個側麵對上述兩大論題作出了切實的探索。它作為我國當代第一部多方位探討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論著，在撰著原則、研究方法上，顯示出自身鮮明的特色。
一、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內在體係、民族特色及現代意義的切實探討
1.努力勾畫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一個個隱而未彰的係統
從宏觀構架上探討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內在體係，這是極有意義的。但在21世紀的古典文論研究界，似乎更需要的是具體而微的探索，它對於廓清長期以來的“紐結”似更具現實意義。正基於此，張伯偉先生從大量文學藝術的實際批評中，選擇“以意逆誌”法、“推源溯流”法、“意象批評”法三種最能體現傳統文學批評精神的方法與選本、摘句、詩格、論詩詩、詩話、評點六種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評形式加以係統地研究，切實地從一個側麵勾畫出了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內在係統。
在對三種批評方法整體聯係的持論中，作者認為：“以這三種方法為支柱，就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獨特結構。這三種方法，是從三個不同側麵對文學作品所進行的各個層次的研究：‘以意逆誌’法偏重於將作品置於作者及社會的關係中探討；‘推源溯流’法則偏重於作品與作品間關係的探討；而‘意象批評’法則純然就作品本身立論，以考察其獨特的風格。”三者中，“‘以意逆誌’法偏重於文學的外部研究，後兩種方法偏重於內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著重於描寫手段和表現手段等細節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評’法又著重於整體上的把握”，三種批評方法相成相融，便將共時批評與曆時批評、影響批評與文本批評、細部批評與整體批評結合起來，從而，構築出一個有機的方法論體係。
在對三種批評方法的具體考察中，張伯偉先生也為我們勾畫出其各自內在的係統。對於“以意逆誌”法，他認為：經過了兩漢對詩人之誌的“言”到六朝對詩人之誌的“不言”，再到宋明對詩人之誌“言”的曆程，發展到集成期的清代，則表現為反思對詩人之誌的推逆是可能，還是不可能，以及如何推逆。“以意逆誌”批評方法走過了一個辯證否定、螺旋上升的過程，在兩千多年的曆時視閾中完成了其作為古代文學批評經典模式的建構。對於“推源溯流”法，他這樣勾畫道：建基於中國古代學術傳統思想基礎之上的“推源溯流”法，在鍾嶸手中得以大成。鍾嶸吸收了“舉本統末”的思想方法，將其運用於“推源溯流”中，因其立足於從“文體”本體上推溯，“著眼處或為主題，或為題材，或為語言，或為個人經曆”等，因此，構築出了一個有機的、甚具包容性的推溯係統。後世文學批評中或從字句上，或從風格上，或從流派上，或從變革上推源溯流，乃均從《詩品》中引申而出。而從橫向展開來看，“推源溯流”法的構成又包括淵源論、文本論、比較論三個有機聯係的方麵。兩相交錯，“推源溯流”法在曆時視閾中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點射狀的立體網絡構架。對於“意象批評”法，作者則是這樣勾畫的：它由書法批評逐漸進入到詩歌批評、詞曲批評、小說批評，繼而其他批評領域；采用的意象有人物意象、自然意象，後還出現禪語意象等；其對批評對象的把握由早期對某種風格類型的形象描述進入到成熟期對作者個人風格的整體把握；由著意於“品”過渡到“品”、“評”結合，顯其優劣高低；其思維方式也由直觀性思維發展到出現“二道相因”的思維方式。“意象批評”在從東漢後期萌芽到宋代以後的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一個不斷豐滿圓融的梯度運行軌跡。
在對六種批評形式的考察中，作者也指出：這些形式與形式之間存在“既彼此獨立又相互滲透的現象”，“這六種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有機性和整體性”。落實於具體的聯係中，則表現為：選本最早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意識的自覺及其批評功能，它之於後世文學批評形式具有強烈的包容性，諸種形式在其中孕育，融為一體，不見扞格。相對於選本，摘句卻具有強烈的滲透性，它常有機地融入選本、論詩詩、詩格、詩話及其他文學批評形式中。詩格與詩話則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本來就存在相互融通與轉換的特征。論詩詩在形式上雖區別於其他批評形式，但內容上卻與諸種形式接通，論詩詩中並且有論詩話的。詩話亦有強烈的包容性，它在內涵的不斷充實，體製的不斷變化中，常將很多批評收入囊中。評點往往與選本相結合，它注重文本的字句、意象，然也不廢義理與思想，實際上成為具體而微的“詩格詩話”。通過這種勾畫，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形式的內在有機聯係及其潛在係統已頗具雛形地呈現了出來。
2.切實凸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
在努力勾畫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內在係統的同時，張伯偉先生對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民族特色著意進行了描畫。他極為注重從內含不同“因子”的文化係統入手，通過對中西文學批評的比較來凸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民族特色。
在考察“以意逆誌”法時，張伯偉先生從儒家人性論的視點出發，從孟子“求放心”與“推此心”的思想結構中推衍，將“以意逆誌”的產生定格於儒家所強調的修身、治學論，強調它不可能在其他民族文化係統中產生。其建基的思想基礎隻能是儒家的人心相通論與“仁義”論。因此，它是地地道道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產物。與發源於宗教的西方詮釋學相比，“就其起源來看，一個是人文的，一個是宗教的；一個是人學的，一個是神學的；一個認為理解與其對象是相通的，因而是可解的；一個認為理解與其對象是隔絕的，因而是難解的。”“以意逆誌”法秉承的是中國古代人文主義原則，注重的是對人的精神情感的溝通。
在考察“意象批評”法時，張伯偉先生對其產生的思想基礎予以多方麵的鉤索，從中凸顯其民族特色。他認為，莊子對“道”的把握方式——直觀性，“乃以‘不可言說’，‘整體把握’及‘物我為一’為主要特征”，“落實到批評方法上，就是給‘意象批評’法的思維方式奠定基礎，並進而構成了‘意象批評’法的思想內核”。來自《周易》中通用的表達模式——“立象盡意”，則成為“目擊道存”的外在表現，它為“意象批評”確立了表現形式。禪宗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吸收了莊子思想，它為“意象批評”法帶來了若幹新的特點。人物品評在“意象批評”的形成轉換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很顯然，建基於上述思想基礎、人文資源之上的這樣的“意象批評”法，是西方文學批評方法中所不可能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