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形式的考察中，張伯偉先生也十分注重通過具體而微的論述來凸顯其民族特色。在探討“詩格”這一古代文學批評形式的緣起時，他指出：作為主要講述作詩規則、法式的“某一類書”，它顯然是為了適應初學者或應舉者的需要而寫的。其名稱的運用，“除了從六朝的批評術語演變而來的可能外，也許還受到當時刑書的啟示。”唐代刑書多以“格”、“式”命名，詩格的大批出現，又正在初唐律詩的成型過程中，所以借用“格”、“式”之名來規範做詩的聲律、句法，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不妨可以說，古代文學批評中，‘詩格’這種形式，在性格上是更接近於法家思想的”。將詩格與“尚法”思想聯係貫通，其民族特征確顯而易見。在探討“論詩詩”這一中外文學批評中都有的批評形式時，作者從影響其產生的曆史源流入手，除述及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所述兩點原因外，還拈出禪學對宋代論詩詩的影響加以探討，“以補前人之所未及”。他將偈頌、《對寒山子詩》、禪宗“三句”與論詩詩分別聯係考察，使論詩詩這一古代文學批評形式的民族文化內涵得到了很好的呈現。在對文學評點批評形式的考察中，作者則從四個方麵沿波討源，概括出“章句提供了符號和格式的借鑒，前人論文的演變決定了評點的重心，科舉激發了評點的產生，評唱樹立了寫作的樣板”的論斷，這為我們識見文學評點的民族特色勾畫出了神髓。
3.有意識地挖掘與升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現代意義
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探究、鉤索中揭示其現代意義，這是張伯偉先生撰著此書的又一目的。
在考察“以意逆誌”法時，作者專列“‘以意逆誌’法的現代意義”一節，努力從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視點加以觀照。他認為：從“文學批評的含義有兩個重點：一是解釋，二是評價看，‘以意逆誌’法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正是‘理解’”。此批評方法在實際批評中，受到來自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踐諸方麵的挑戰，具體表現在以下四點：一、“言不盡意”；二、“意圖迷誤”；三、“見仁見智”；四、“詮釋循環”。他結合英美“新批評”理論及西方現代闡釋學理論對我國古代“以意逆誌”批評方法所蘊內涵詳細予以挖掘，充分而深刻地揭櫫出“以意逆誌”作為批評方法在當代的文學思想意義。
在考察“推源溯流”法時，作者又將其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聯係起來立論。他認為“法國學派”強調的“影響研究”，與“推源溯流”法的“淵源論”比較接近，但“影響研究”往往隻限於考察某些事實聯係，卻很少乃至根本不進行文學價值上的評論，這與“推源溯流”法形成差異。“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研究”，與“推源溯流”法中的“文本論”和“比較論”相似，但“平行研究”在執著於對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中，往往隔斷了文學比較的“淵源論”。所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推源溯流’法，在方法論原則上，兼有‘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之長。因此，以‘推源溯流’法為基礎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提出：“若是以‘推源溯流’法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的核心，並根據研究對象的需要作進一步發展，則‘中國學派’必定能夠獨樹一幟，而與‘法國學派’、‘美國學派’鼎足而三。這不僅能夠在世界範圍內豐富、完善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而且站在古代文學批評研究的立場上看，這也是傳統的‘推源溯流’法在今日文學研究中的現代意義之一。”此論斷極顯識見。
在考察“意象批評”法時，作者則從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最大弊端表現為遠離文學現象，“因而也遠離了文學本質”入手，提出“意象批評”給我們的現代啟示有三：一、警示文學研究者應該更多地關注文學史和文學作品，密切與具體文學現象的聯係；二、警示文學批評傳達出文學之美，注重引發與激活讀者的審美感受；三、警醒今天的文學研究者以“心齋”的心態與“不敢懷慶賞爵祿”、“不敢懷非譽巧拙”的精神狀態，以心印心，搜索至真地從事文學批評，從而，使文學批評能極致地趨近文學的質性。
張伯偉先生在“導言”中曾言：“本書的基本目的，就是通過對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整體把握與研究，一方麵將其隱而未彰的體係重顯出來，另一方麵也將這一體係不斷完善、豐富的曆史呈現出來，並在重顯與呈現的過程中，揭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和現代意義。‘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應該說，是書基本實現了這一初衷。
二、走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綜合研究之路
張伯偉先生在著作“導言”中曾說：“我所理解的古代文學批評方法，就研究對象而言，屬於文學思想史的範圍。這樣的研究對象，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必須是綜合的。所謂‘綜合’指的是以下三個方麵的結合，即文史哲結合、文學與藝術結合、中外結合。這三個結合還需要有一個前提，即文獻基礎。因此，完整的表述應該是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綜合研究。”這道出了他撰著此書的基本原則與方法，也成為本書的特色所在，它給予我們以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啟示。
1.從大文化的曆史人文背景觀照與透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
張明非先生在《一種切實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曾言：“什麼是古典文學的曆史文化研究？顧名思義，就是將研究的視野和重點投向古典文學同曆史和文化的聯係，對曆史、對社會采取文化的審視。”“這種方法看起來好像與傳統的綜合研究相似，其實有本質的區別，即不再是機械地羅列影響文學發展的政治、經濟、製度、哲學思潮等各種因素，而是將各種因素融為一體，找出其內在的深層聯係，使曆史文化背景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讓某一具體曆史時期的文學在文化的整體及其運動中得到真實、全麵的呈現。”（《文學遺產》編輯部、黑龍江大學中文係編《百年學科沉思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一對古典文學曆史文化研究所做的總結與張伯偉先生所實踐的“綜合研究”之路不謀而合。它準確地道出了張伯偉先生治學追求之一端。
從儒家思想文化切入，從儒家人性論思想結構切入，從儒家人性論在修身治學方麵的伸衍切入，這是張伯偉先生在考察“以意逆誌”批評方法時所采取並不斷細化的探討視點。他將具體批評方法的產生置放到特定曆史文化的內涵中，置放到其具體的發展曆史中。在考察這一批評方法的發展演變時，又具體聯係漢儒說詩的社會曆史背景、魏晉至唐代玄學和古典解釋學中的得意忘言與義疏之學、宋代儒學的複興以及清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勢，得出“以意逆誌”的發展，“兩漢是以經學的‘意在言外’為特征，六朝以玄學的‘得意忘言’為特征，而宋明就以美學的‘言近旨遠’為特征，至清代則以集成融合為特征。”明晰地從曆史文化相滲相變的角度透視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特色。
在考察“推源溯流”法時，作者又從我國古代學術傳統的形成談起，從“孔子在古代學術傳統形成與確立中的位置”和《漢書·藝文誌》所開創的推溯傳統入手，指出：“中國古代學術的重視傳統，強調‘通變’的特色，實際上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一個方麵。這種精神貫注到學術，就形成了學術上的重視師承的傳統；這種精神作用於文學，便形成了文學史上的模擬傳統；這種精神影響及文學批評，就形成了批評史上的‘推源溯流’法。”在論及這一方法產生於六朝時代，並且在《詩品》的運用中達到高峰時，他論述道：“一種批評方法的產生，絕不會是偶然的，它往往凝聚著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思維習慣、文學特色的某些側麵，而方法在使用中的成效，也與使用者的個人素質有著內在聯係。”正由此，他又從“模擬仿效的文學風氣”、“追本窮源的曆史眼光”、“‘舉本統末’的思想方法”入手，探討與界定這些方麵乃是時代給予“推源溯流”法影響的“大文化”係統中至為關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