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是我國古代最為通行的文學批評形式，張伯偉先生在考察中，對詩話產生的社會曆史背景、詩話所內含的文化因素、詩話與不同曆史時期社會文化的多方麵聯係進行了廣泛的探究。他認為：宋代士人優厚的俸祿、大量的假期，導致詩酒之會的普遍，聚會、結社、閑談、宴遊成為詩話產生的社會人文條件，並從內在規定著詩話的自由體製；同時，宋人文學批評意識的普遍覺醒又內在地推動了詩話這一文學批評樣式的發展；語錄體的興起與流行，對詩話體式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詩話形成發展的各個曆史階段，時代文化或深或淺地在其形式上留下“特定的印記”，詩話從一個射角呈現出各個曆史階段在思想、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時代折光。據此，他又從詩話與黨爭、詩話與禪學、詩話與刻書業、詩話與淫靡之風、詩話與考據、詩話與地域六大方麵，對詩話所烙印的文化“印記”進行細致的考察，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詩話的認識。
2.“采銅於山”的著作原則
“采銅於山”，以紮實的文獻為據依，是張伯偉先生撰著此書的又一特色。作者“為了完成此書”，曾有意識地“通過不同方麵的學術訓練”，此前曾出版過《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鍾嶸詩品研究》、《禪與詩學》等多部著作，這為完成本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所征引文獻廣泛涉及哲學、政治、曆史、文學藝術、宗教、典章製度、社會生活等許多領域。他不僅運用中國古代的文獻嫻熟自如，顯示出紮實的國學功底，對西方現當代哲學、美學文獻也用之甚多，比照闡釋，開人心悟。尤其是對域外漢學文獻的收集研究，在國內古代文論研究界更屬不多的幾人之列。這極大地夯實了研究基礎，為“綜合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論述清代是“以意逆誌”批評方法的總結期時，作者指出，其理論總結主要集中在能否“以意逆誌”及如何“以意逆誌”兩個論題上。他從何文煥《曆代詩話考索》、朱克敬《暝庵雜識》中引出持論能否“以意逆誌”的兩種對立的看法；從錢謙益《書瞿有仲詩卷》、朱彝尊《天愚山人詩集序》、焦循《答黃春穀論詩書》、朱鶴齡《輯注杜工部詩集序》、薛雪《一瓢詩話》等文獻中輯出對“以意逆誌”困難的探討；又從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緣起·以意逆誌節》、吳喬《圍爐詩話》、袁枚《再答李少鶴書》、《程綿莊詩說序》、吳雷發《說詩菅蒯》、黃錫璜《漢詩總說》、沈德潛《說詩晬語》等文獻中勘出對如何“以意逆誌”難題解決的不同方法之論，極給人以切實信服之感。
在對詩話的考察中，張伯偉先生為了論證“宋人詩話大多數是晚年所作”這一論斷，除根據詩話本身提供的線索外，又參考紀昀《四庫全書總目》、郭紹虞《宋詩話考》、李裕民《宋詩話叢考》等著作，將屬於宋人晚年所作之詩話及其論據用表格的形式一一列出。這對說明詩話“以資閑談”的創作特征無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論及宋代詩話與黨爭時，他更是詳細地將分屬於“熙寧派”和“元祐派”的詩話一一列出，展示其中所難免的溢美溢惡之詞。在考察詩話與禪學的關係及討論到“雲門三句”時，他又將《人天眼目》及《五燈會元》所載諸禪師對此三句的解說用表格對照列出，凡八家十說，極便於讀者觀覽自悟。在對域外詩話的述說中，作者則根據自己所“寓目”情況，對1920年池田胤所編輯的《日本詩話叢書》進行補充，共輯錄“叢書”所未收日本詩話28種，如《江談抄》、《文章達德綱領》、《北山紀聞》等。在論述日本一些詩話“詩格化”時，他則詳細地征引貝原篤信《初學詩法序》等17種“詩話序”為證。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不對《日本詩話叢書》所收詩話文獻一一“過錄”，是不可能舉出這些例證的。
“采銅於山”的著作原則還表現為作者把大量的文獻依據置於注釋中，努力追求言必有征。如在“論詩詩論”一章中，作者為了論證詩句“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本為禪門習語，但經元好問運用後，乃為人們所習知這一論斷時，在注釋中共引證了《黃龍慧南禪師語錄》、張恒潤《論詩》等6條材料，甚具說服力。在“詩格論”一章，論及於濟、蔡正孫所編《聯珠詩格》“在後世影響很大，並遠被域外”時，作者在注釋中又以日本江戶時期山本信有《新刻唐宋聯珠詩格序》與朝鮮柳希齡《大東聯珠詩格》為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3.中外聯係、比照的廣闊學術視野
致力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西文學思想，並將中國的文學思想置於與各國漢語文學的交流中進行細致的觀照，這是張伯偉先生撰著此書的又一特色。
作者曾說：“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中西文學思想具有兩種不同的性格，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西文學思想，隻能根據材料本身作有條理的分析闡釋，而不是先根據西方文學思想中某一派、某一說的框架，來範圍、限製中國文學思想的材料，或者以中國古代文學思想來比附西方。”他又說：“研究域外漢文學，可以從一個側麵（而且是一個重要的側麵）了解各國漢語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自身的特色，並進而從整體上把握漢文學乃至漢文化的特色，探究其凝聚力和包容性之所在，以促進人類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這才是中外結合的最終價值所在。”這道出了張伯偉先生對進行中外聯係比照所作的深層次思考與定位。
在考察“以意逆誌”法時，作者先將“以意逆誌”所含括的理論內涵與英美“新批評”派所提出的“意圖迷誤”聯係比照，指出兩者在對文學闡釋的取向上各執一端，在對立中又含括相通的理論內涵，呈現為同一事物彼此相成相對的兩個方麵。他又拈出西方詮釋學中的“詮釋循環”來闡述“以意逆誌”理論，提出“以意逆誌”中亦存在“詮釋循環”的悖論：即“能逆”是需要以“得誌”為前提的，而“得誌”又需要以“能逆”為條件。“這樣，整體與局部相互依賴，而各以對方的理解為自身理解的前提。”這便是“以意逆誌”法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遇到的難題，也是它與西方詮釋學理論的相通之處之一。之後，作者又從曆史縱向將“以意逆誌”法分別與西方起源期的詮釋學、傳統詮釋學與本體論詮釋學進行比較，尋繹其相異相通，得出：初期詮釋學起源於宗教、在詮釋範圍和詮釋精神上與“以意逆誌”法“存在本質的不同”；十九世紀以來出現的傳統詮釋學以人文主義為基礎，強調人性的普遍性，這與“以意逆誌”法頗為相似；但發展到本體論詮釋學，則與“以意逆誌”法很少有可通之處，這表現為：一在語言學與心理學的差別，一在本體論與方法論的區別。如此聯係比照，確將論題進一步引向了深入。
從漢文化圈的視點來觀照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及其影響，這在本書中也有較充分的體現。如作者對“選本與域外漢文學”的論述，“域外詩話總說”中所論詩話對韓國、日本文學批評的影響，等等，鑒於篇幅，我們不作過多述及。
值得指出的是，張伯偉先生這部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為研究對象，旨在勾畫其內在體係，闡說其民族特色，揭櫫其現代意義的論著，更多地偏重在對批評方法和批評形式的微觀探討與鉤索上。至於如何切實地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形式串聯到一個有機的係統中，並從曆史與邏輯的角度加以貫通，這方麵他似乎還未能給讀者以清晰的脈絡。也許，這正是張伯偉先生下部著作所要致力探討與解決的課題，我們滿懷熱忱地期待著他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