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與性情有關，也許與生活有關，雖處流年，他所記述的人事卻無大起大落，而是於無意中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流露出一些自己的傾向和觀點。
比如他對婦女問題的見解：“我不很讚同女子參政運動，我覺得這隻在有些憲政國裏可以號召，即使成就也沒有多大意思，若在中國無非養成多少女政客女豬仔罷了。想來想去，婦女的問題隻有兩件事，即經濟的解放與性的解放。”“人生有一些惡魔性，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點神性之同樣地重要。對於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聖潔之要求，結果都是老流氓的變態心理的表現，實在是很要不得的。”
對於養鳥，對於殺生，他持極為反感和憎惡的態度：“遊客中偶然有提著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我們為自己養生計，或者不得不殺生，但是大慈悲性種子也不可不保存，所以無用的殺生和快意的殺生，都應該避免的。”他認為“愛物”與“仁人”很有關係：“倘若斷了大慈悲性種子，如那樣吃醉蝦的人，於愛人的事也恐怕大不能夠圓滿的了。”
我有過一次吃醉蝦的經曆，記不得是在南京還是在長沙了，但我死活也沒敢、沒忍去吃，甚至不忍去看。我覺得人太殘忍了，用殘忍的方式去飲食，那麼飲食與美和享受就相去甚遠了。麵對一切生命，即使是從草叢裏捉來的一隻螞蚱，我也很難忍心想象它被裝在瓶子裏活活悶死的慘狀，也許這種“大慈悲性”是與生俱來的。
關於作文，他說：“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
零星心得和感悟，摘抄、散記於此。（《流年感憶》，周作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