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走不出的門》的壓抑與沉悶，《文人的左與右》前半部分的調子是明朗的，作者用審美的眼光去作文學評論，那些文字便少了一份“批評的無趣”，多了一層暖意。
以我有限的閱讀經驗，我覺得他對很多人物和作品的把握是準確的。雖然我很少讀小說，但對於孫先生圍繞小說的解讀竟也讀得進去。
解讀一部作品或一位作者，不僅需要潛心閱讀，深入研究，還要有豐富的情感、敏銳的感受力、深入的同理心，要有足夠的學養和閱曆將龐雜的背景和資料串起來，觸類旁通，作深入的聯想與思考。孫先生不愧為吃這碗飯的人。作為魯迅的研究者，他對魯迅有著設身處地的、深入的解讀。置身仙台，他對魯迅的體貼是細致入微的，他說：“沒有幾個人能夠覺出他的寂寞。這寂寞使他有著超敏感的一麵，不會有誰在精神的層麵發現他與環境的對立。”“日俄戰爭對魯迅的刺激是巨大的。但在狂歡勝利的日本人那裏，沒有體察到魯迅的切身感受。他在被歧視的大背景裏，感到了職業選擇與精神的統一性。這種大寂寞是隻有青年魯迅才能感受到的。”“他不得不告別嗬護自己的老師。是一種背叛麼？為什麼後來回憶此事還有那麼大的內疚？我以為是一種逃遁。他一生就一直在一種逃遁中。從紹興逃到南京，從南京逃到東京，逃到仙台，回國後又逃到北京，逃到廈門、廣州、上海。最後回到自己……在人間的路上，走而不是停止，那才是意義吧。”
說起汪曾祺，他說他去過汪曾祺的家裏，“書不多，繪畫的東西倒不少”。的確，汪老的文人畫隨手拈來，卻很有一點意趣。“他的閱讀量不大，和黃裳那樣的人比，好像簡單得很。可是他讀得精，也用心，民謠、俗語、筆記閑趣，都暗含在文字裏，真是好玩極了。”“汪曾祺是沒有作家腔調的人，他比較自覺地從紛紜錯雜的文本裏找東西，互印在文字裏，真的開筆不俗。八十年代後能讀到博識閑談的文字，是那個時代的福氣。”他發現汪曾祺和周氏兄弟的相似之處，“尤其是與周作人的口味極為接近。彼此共鳴的地方很多。隻是他不是從學問的角度看它們，而是從趣味入手，自己得到的也是趣味的享受”。“汪曾祺的閱讀習慣與審美習慣，其實就是在邊緣的地方找流行裏沒有的東西。”
說起林斤瀾，他說林斤瀾的文字“製造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懸念，有一點契訶夫，有一點卡夫卡，有一點魯迅，有一點廢名”。
他將林斤瀾和汪曾祺對照著品評，很是精彩。“林斤瀾沒有汪曾祺那些醉人的早期記憶，汪氏有一個會畫畫的父親，一個碩儒雲集的母校，一個儒道相間的精神家園。那片記憶的世界遮擋了人間的風雨，他於此過濾掉了痛感，將一份真純留於筆端。而林斤瀾沒有這些名士的雅致，書齋的情趣。他是在生活的苦海中走過的人，既無學究的資本，又無書香的遺緒。他很少有史家的風趣，也無學者的老氣，他生活中動蕩的歲月，有過戰爭的經驗，生死的磨難。”“汪曾祺似乎不喜歡魯迅的殘酷，而林斤瀾卻對此情有獨鍾；汪曾祺把寫作看成是一種自娛和自我的升華，而林斤瀾在潑墨中承受著沉重。”然而，他說：“清澈、明淨的精神追索，是美的；詛咒黑暗，直麵黑暗的焦慮的心，也是美的。”“八十年代後，文學千奇百怪，汪、林二位，走的是寂寞之路，向未將自己看成是主流話語中人。因為甘當支流的弱小的存在，便沒有了偽飾和矯情，心性更偏於自然，多了神異之性。平和、寧靜，是可以直抵生命本真的。”
他說史鐵生的世界“充滿了悖論，滿溢著困境”，“閃現的是陷入絕境中的人頑強地生存下來的信念。這一點，使他將自我與人類的困境聯係了起來，在一定意義上講，他的氣質裏流動著人類共有的悲哀”。“閱讀他的作品，你已忘記了它是文學，忘記了它是藝術。史鐵生的魔力在於使我們暫將世俗的一切外在的因素統統忘掉，而走進了哲學。”“當自覺地意識到人為什麼活著，或者活著的指向是些什麼的時候，語言似乎已經喪失意義。在喧嘩消失的地方，心性才會浮出世間。”“人間最富有魅力的文字，正是隱含在寂寞的存在中的。”“閱讀他的文字必須耐心，當你的心與他的心共同浸沉到相似的沉默裏時，才可以諦聽到來自那個世界真實的聲音。”
他說：“普希金的詩不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的，那是沐著光，流著火，而情思又那樣闊大。”張中行“在審美中超度自己”。“現代報人中，文章最有學問家氣質的，是曹聚仁先生。”他保持著自由的態度，沒有黨派的痕跡：“在某些方麵，他很類似胡適和周作人，不以個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學理，心胸開闊，能跳出文化漩渦，遠距離地打量人生，那境界，就非同代人能相提並論了。”而《今天》和“圍繞在它周圍的那個群落”，“在遠逝的韶光裏，那些溫暖過無數人的精神存在，今天還閃著生命的火”。談及山東作家張煒，他說：“至少是我，在閱讀他的文字時，便在興奮裏思考了些什麼，在不滿裏內省了些什麼，這樣的機會，不是每個作家都可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