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肯定國外馬克思學的意義及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具有啟示性的同時，對它的局限及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負麵影響也應有清醒的認識。無論是考據性研究，還是文本解讀研究，無論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學，還是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學，無論是蘇聯馬克思學，還是西方馬克思學，都沒有也不可能達到馬克思學說研究的“終極真理”狀態。國外馬克思學的確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實，但往往又把這些合理的事實溶解於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使是創製了“馬克思學”這一概念和主編《馬克思學研究》的呂貝爾，雖然一再強調價值中立和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強調超越意識形態的偏見，試圖通過史料的係統清理和理論闡釋，澄清馬克思學說研究中一些有悖於曆史實際的說法，以及由此造成的對馬克思的種種誤讀，但由於其研究視野僅僅局限於馬克思的生平傳記和著作目錄，與社會實踐無緣，因而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書齋裏的哲學。在一定意義上，作為具有實踐本性的馬克思主義在總體上被呂貝爾誤讀了。
國外馬克思學對我們擺脫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但過高評價它們，則會妨礙我們進一步的思考；籠統地談論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高度，無助於我們的研究工作，相反，倒有可能混淆它們內部的衝突。國外馬克思學不乏深刻之處，同時也有許多誤讀、誤解乃至歪曲馬克思的學說的觀點。質言之，國外馬克思學為我們重新理解馬克思的學說開啟了種種可能的思路，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如果把它當作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高境界”“最佳視角”“終極真理”來仰視，就會使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走向迷途。
《國外馬克思學譯叢》所選論著的觀點或結論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然而，“對某種學說進行激烈的論戰，乃是爭論中的學說在作者的環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對他本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的一種確實的無誤的標誌。”（柯林伍德語）出版《國外馬克思學譯叢》的旨趣就在於，通過對國外馬克思學的代表人物、代表論著的梳理和譯介，揭示國外馬克思學在當代的新發展及其不同的新特點，以期在基本觀點、研究方法等層麵，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基礎性資料和理論參照，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學提供新的研究視野和理論空間。你可以不選擇《國外馬克思學譯叢》，但你沒有理由不欣賞《國外馬克思學譯叢》。
《錢玄同文集》的出版旨趣
錢玄同的思想“激烈”，文章“率真”。對於這樣一位功底深厚、創見卓越的學問大家，我們是不應忘記的。問題在於，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錢玄同這個名字並不熟悉，甚至陌生。錢玄同生前是一位“述而少作”的學者，沒有出版過一本文集。同時，他又生活在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同輩中有的是著書立說、作品等身的名人。如果僅憑著述來數出20世紀中國的20位思想家，恐怕不會有誰能想到錢玄同。但是，錢玄同的貢獻和價值，卻不能被忽視。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中，錢玄同可謂是一員驍將，一位衝鋒陷陣的戰士。
錢玄同從舊學起家，思想卻相當超前。“五四”時期，他與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一道，並稱為《新青年》雜誌的四大台柱。當時，言《新青年》必言錢玄同；言文學革命，必言錢玄同。他衝鋒在前，寫出了許多掃蕩禁區的開風氣的文章。更為重要的是，錢玄同將“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確定為文學革命的對象，擊中了當時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選》所選駢文的舊派文人的要害。魯迅對此評價道：“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這八個字“珙容愜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可以說，在文學革命運動的七個代表人物，即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中，錢玄同是態度最鮮明、言辭最激烈、精神最頑強，同時又最具闖勁的一位。
“五四”以後，錢玄同退回書齋，思想依然駕馭在學術前沿，在曆史學、音韻學、語言學、經濟諸領域都有過卓越的建樹。他開了古史辨運動的先聲，是得章太炎手傳的經學和小學名家，是中國現代音韻學的奠基者之一，是音韻學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者；他是白話語體的積極倡導者，是第一批簡體漢字的起草者，是漢語羅馬字拚音方案的擬定人，是漢字橫排和自左至右書寫形式的發起人之一，是最早的白話國語教科書的創編者，並極力推行過世界語和漢字字母化的理論；他還是承襲清代道鹹年間今文家極盛餘緒，而又啟發用現代科學方法擴大辨偽的第一人。這些在當時看來近乎“空想”甚至“瘋癲”的理論、學說和設計，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們不可須臾或缺的語言工具和手段了。了解了這些曆史事實，我們就了解錢玄同本人，同時，也就理解《錢玄同文集》的出版旨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