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表明，《社會學大綱》接受的既有“打上了俄羅斯印記的列寧主義與斯大林模式”，又有“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既受到當時蘇聯哲學論戰，如“辯證法派”與“機械論派”、米丁與德波林論戰的影響，又有對當時國內哲學論戰，如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唯物辯證法論戰的總結；既受到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重要影響，又凝聚著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學者的獨創性。20世紀30年代，中國人民正處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而李達在這樣的艱難歲月中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力圖為中國人民提供“精神武器”，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社會學大綱》可謂艱難中的創造。
《社會學大綱》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直接影響到毛澤東寫作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在內的《辯證法唯物論提綱》。毛澤東後來高度評價《社會學大綱》，認為“《社會學大綱》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毛澤東可能忽略或沒有看到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所以誤把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看作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實際上，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才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但是，無論是對西方哲學史的分析，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考察，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把握的廣度，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闡述的深度，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範疇界定的準確性，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建構的完整性，《社會學大綱》都比《社會哲學概論》以至同一時期的馬克思哲學教科書高出一籌。應該說，《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撰寫的第一部全麵、係統、透徹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教科書，代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曲折中的探索——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由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標誌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體係在中國的確立。然而，1961年，就在《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修改完畢，即將出版之際，毛澤東又囑咐李達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1965年，毛澤東在閱讀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內部討論稿）時，否定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把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並列的形式，明確指出：“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並列的方法不妥”，明確批寫：“不必抄斯大林”。李達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實際上開始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的新探索。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冊沒有出版，下冊沒有寫完，這一探索中斷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的新探索剛剛開始，就出現了曲折。真正重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新探索的，是高清海主編，1985、1987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上、下冊）。這是曲折中的探索。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並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的’唯物主義，標示出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整個理論內容與舊唯物主義不同的性質”；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全部理論內容的核心，馬克思主義哲學“把實踐的觀點提到首要和基本觀點的地位”，“並且把這一原則徹底貫徹到哲學全部內容之中，建立了以實踐為基礎、與實踐內在統一的哲學體係”，從而實現了哲學史上的革命性變革。
依據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建構了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緒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第一篇意識與存在的關係——認識的基本矛盾：第一章人類認識的基本矛盾及其曆史發展；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存在與意識關係的科學解決；第三章客體的規定性；第四章客體的規律性；第五章世界統一於運動著的物質。第二篇主體——人作為主體的規定性及其主體能力的根據和發展：第六章人作為主體的基本規定性；第七章主體能力的自然基礎；第八章主體的社會規定性。第三篇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在實踐基礎上真善美的統一與自由的實現：第九章主客體統一的規定性；第十章實踐；第十一章認識；第十二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