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命運同曆史的進程息息相關。每當曆史處在轉折點時，新的實踐便會對原有的理論提出挑戰。此時，原有的理論往往會出現某種危機。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命運似乎也是如此。
19世紀20世紀之交，曆史處在轉折點上。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繁榮的現象，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鍾”並未敲響。麵對這種現象，不僅資產階級理論家指責唯物主義曆史觀，而且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對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修正”，以及信奉者“倒戈”的現象。唯物史觀在“世紀轉換”中麵臨著“危機”。普列漢諾夫當時不無傷感地說；“我們正在經曆著危機，我為此難過極了。”
曆史不會重演，但的確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20世紀21世紀之交，曆史又處在轉折點上，產生了許多“剪不斷，理還亂”的現象：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猛烈地衝擊、改變著傳統社會，並為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體製改革，在相當的程度上緩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製對生產力發展的製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有相當程度的緩和，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鍾”仍未敲響，相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卻被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現實的波瀾必然掀起理論的狂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批評家們猶如雨後的蘑菇，紛紛破土而出，而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極深的瓦解和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在更大的規模上被重複著。“山重水複疑無路”，唯物史觀似乎再次麵臨著“危機”。
問題在於，理論危機並非總是壞事。從根本上說，理論總是在實踐發展到新的階段時，顯露出自身的破缺性，從而出現某種危機，而危機的出現又往往意味著理論將獲得發展。沒有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物理學危機”，就沒有現代物理學；沒有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哲學危機，就不會產生現代哲學；沒有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馬克思主義危機，就不會誕生列寧主義……矛盾——危機——重建——發展，這是理論運行的規律。
“曆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個封閉的、以最後真理為其終點的體係”（梅林語），它沒有也不可能包含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兩次“世紀轉換”的確提出了一些超出唯物主義曆史觀創始人視野的新問題，從而導致唯物史觀出現某種“危機”。然而，隻要科學地解答這些現實中的問題，並使這些現實問題上升為理論問題，唯物史觀就會出現轉機與生機。“危機”正是唯物史觀麵對挑戰而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自我發展的時期。在我看來，沒有“危機”的封閉狀態才是真正的危機。全部問題就在於，如何實現“危機”中的重建。所以，我把這部著作命名為“危機中的重建”。
重建唯物主義曆史觀，並不是像以往意識形態“變形”那樣，以改變自己的基本原則為代價去適合新的政治需要，也不是用其他理論體係來改造、“補充”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當然要注意和批判繼承現代社會理論的優秀成果，如果忽視對現代社會理論的批判考察，把自己同現代社會理論隔離開來，唯物史觀就會由孤立走向枯萎。但是，我們不能搞無原則的兼收並蓄，把不同的理論體係捏在一起。弗洛伊德主義就是弗洛伊德主義，結構主義就是結構主義，存在主義就是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儒學馬克思主義”等等，就像圓的方、鐵的木一樣難以相融。
我所說的重建，是相對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教科書形態而言的。唯物史觀的教科書形態是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演化而來的，二者沒有本質的區別。無疑，“四章二節”簡要而通俗地闡述了唯物史觀的若幹原理，但它也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根本上說，“四章二節”不理解科學的實踐觀是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被看作是作為自然觀的“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的“推廣與運用”。馬克思劃時代的貢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拋棄了。重建唯物史觀首先就意味著回到馬克思。
回到馬克思，重建唯物主義曆史觀，又不是簡單地重複人們熟知的觀點，而是重新審視唯物史觀的“原本”，深入而全麵挖掘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我們不能把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局限在人們已經熟知的範圍內。“熟知並非真知”。我們應該看到，有些觀點本來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隻是由於種種原因，人們沒有涉及或重視這些觀點，因而它們被排斥在唯物史觀的教科書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