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達才：我注意到，近來，您發表了一係列關於社會科學方法的文章，能否簡要地談一下您對社會科學方法的總體看法？
楊耕：當然可以。如同自然科學產生於自然哲學一樣，社會科學也孕育於道德哲學之中。伴隨著工業革命，社會科學從這種哲學形態中分化出來並獲得了自身的獨立形態，社會科學方法也隨之發展起來了。從總體上看，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模型解釋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基本環節，它構成了一個有序的認識操作過程。
可以從三個方麵理解社會科學方法的特殊性：
一是“抽象”方式的確立。社會科學研究無法應用實驗室方法，隻有科學的抽象方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科學抽象法是正確把握社會，並把社會從觀念上再現出來的方式。
二是“理解”方式的提出。與自然運動不同，社會運動的主體是人，是有目的、意識和意誌，經過思考或憑激情行動的人。因此，理解方法對社會科學研究絕對必要。
三是“從後反思”方式的形成。社會關係隻有在其充分發展、充分展現後才能被充分認識，所以，研究社會曆史隻能采取“從後思索”的形式，即從社會關係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範形式的發展點”去“透視”曆史，通過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社會運動。
馮達才：您的見解確實深刻。但是，這裏有一個很難回避的問題，這就是，馬克思的“從後思索”的方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是什麼關係？
楊耕：在我看來，馬克思的“從後思索”的方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都是對曆史認識特殊性反思的產物。曆史是已經過去的存在，因而在認識曆史的活動中，認識主體不可能直接麵對認識客體。認識對象的這一特殊性造成了曆史認識的特殊性，並使曆史認識論研究遇到了一係列特殊的困難。能否認識曆史以及如何認識曆史的問題似乎成了社會科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馬克思的“從後思索”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都是對這一猜想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屬於現代曆史哲學的觀念。
但是，馬克思的“從後思索”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又有本質的區別。這一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馬克思認為，曆史雖已過去，但它並沒有化為無，而是以濃縮或萎縮、“殘片”或發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現實社會中。“從後思索”就是通過現實社會“透視”以往的社會形式、社會關係；克羅齊則認為，曆史研究僅僅是活著的人，而且為了活著的人的現實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觀曆史。
其次，馬克思認為，實踐是過去曆史向現實社會過渡的“轉換器”和“顯示尺度”，“從後思索”的廣度和深度取決於實踐的“格”，以及由實踐的“格”升華的思維的“格”；克羅齊則認為，過去曆史同當代生活的“對流”，隻是以史學家或哲學家的主觀精神為媒介。
再次，馬克思認為，“從後思索”是通過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曆史的一般規律；克羅齊則認為，在打上了“當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曆史中去尋找“普遍史”，“永遠不會成功”，曆史“無任何規律可循”。
馮達才：據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同誌介紹，您正在主持“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和社會發展道路”的課題研究。您為什麼選擇這個課題？
楊耕：曆史常常出現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即偉大思想家的某個理論以至整個學說往往在其身後，在經曆了較長時間的曆史運動之後，才能真正顯示出它的內在意義，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的曆史命運就是如此。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20世紀的曆史運動以及傳統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困境，使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的現代價值凸現出來了，人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這一理論。鄧小平的“開放世界”思想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都是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在現時代的“反射”和回響。
馮達才：我讀過您的關於鄧小平的“開放世界”思想的論著，有新意也較為深刻。我也知道，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被西方思想界譽為“20世紀8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但國內學界對這一理論研究的論著極為少見。您能否介紹一下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