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哲學空間雕塑思維個性
《學術研究》記者馮達才：楊博士，哲學界公認您的研究領域較廣，其中，主題又十分鮮明。依我對您的了解來看，您的研究主題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現代意義。能否這樣理解？
楊耕：的確如此。我的研究主題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現代意義。具體地說，就是以當代實踐、科學和哲學為基礎重新審視和認識唯物史觀，重建唯物史觀。我的百餘篇論文就是圍繞著這個主題展開的，研究成果凝結為三部著作：《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及其當代意義》、《馬克思的社會研究方法及其當代意義》、《馬克思的曆史認識論及其當代意義》。我把這三部著作看作是我本人研究唯物史觀的“三部曲。”
馮達才：那麼，您追求的理論境界是什麼？
楊耕：建構哲學空間，雕塑思維個性。
馮達才：請您具體談談。
楊耕：我的哲學研究大致經曆這樣一個過程：
前一階段注重理論與曆史相結合。在我看來，曆史離開理論隻能是材料的堆積，理論離開曆史隻能疏於空洞。在學術研究中，最佳選擇隻能是史論結合。所以，前一階段我的研究是從唯物主義觀到馬克思主義史、西方曆史哲學史，再到現代西方曆史哲學、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理論，然後再返回到唯物史觀。其意在於，把唯物史觀放到一個廣闊的理論空間中去研究。
這一階段注重理論與現實相結合。我以為，哲學需要思辨，但哲學不應是脫離現實的思辨王國。哲學必須深入現實，同時超越現實。一種僅僅適應現實的哲學是不能高瞻遠矚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並不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思維方式。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現實，關注這一現實，以哲學的反思性、批判性聯係現實，由此引發出對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發展的哲學思考，是哲學工作者應有的良心和使命。目前，我正在準備《東方的崛起》一書的寫作。這部著作將以唯物史觀的視野，以較大的曆史跨度再現中國現代化的曆程及其內在邏輯，其意在於，讓曆史告訴未來。
馮達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極為關注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您是如何看待這一關係的？
楊耕：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是任何一個“後現代化”國家首先碰到的問題。實際上，公平是一個曆史範疇，而且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公平觀。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大的公平就是“機會均等”、按勞分配；隻要真正實現了“機會均等”、按勞分配，就會使人們感到，他的勞動既是為社會的，又是為自己的，這就能充分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或者說，在實現公平中求得效率。
我們不應當指責由按勞分配所造成的財富差異，相反，應該指責“大鍋飯”這種平均主義體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鍋飯”不僅不是公平，相反，是對公平的破壞，因為在這種體製中，不同的人付出了不同的勞動或代價，得到的卻是相同的結果。這就扼殺了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導致“有組織的無效率”。從本質上看，“大鍋飯”就是毛澤東本人一再批評過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馮達才：在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中，人們著墨較多的是文化問題，各種觀點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在您看來，中國現代化的文化難題是什麼？
楊耕：從總體上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發”和“外發”兩種類型。所謂“內發型”現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其內部因素促成的自然發生過程；“外發型”現代化則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發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歐、北美的現代化屬於“內發型”，中國的現代化無疑屬於“外發型”。
作為“外發型”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文化難題就是如何對待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也就是本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老到圓熟的農業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抗拒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起於對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導致的民族危機的反應，它又需要從傳統文化中獲取民族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任何“外發型”現代化的成功，不僅需要把外來的文化因素轉化為民族文化更新的內在力量，而且需要通過文化涵化過程把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
因此，如何對待中西文化，怎樣才能既變革傳統文化，又憑借傳統文化內蘊的精神動力來完成社會變遷，這的確是中國現代化麵臨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難題。這一難題至今並未得到較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