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我堅定地認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史無前例地接近馬克思及其哲學方法論。當下正在建構之中的市場經濟體係，是馬克思一生都極其關注的。市場中的經濟關係以及以交換為中心人轉化成為物的現象，是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所賴以建立和剖析的切入口。這也就為我們真正理解他的批判性和其全部方法論提供了完整真實的社會經濟語境。馬克思曾說：“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的確如此。在過去落後的自然經濟中，馬克思的經濟學所麵對的李嘉圖式的大工業生產對我們而言幾乎成了無法企及也不可理解的“另類”世界；而越接近現代性，越接近工業化，我們事實上也就越接近了馬克思的言說語境和思路。這是今天中國學問中的最大真實。
楊耕：馬克思的哲學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資本批判的過程中產生的，是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形成的。隻要資本主義製度存在，隻要資本仍然具有支配一切的權力，馬克思就不會“死去”，仍然“活著”。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拓展與深化，一個“鮮活”的馬克思正在向我們走來，馬克思不是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一句話，今天馬克思仍然“在場”。
深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前線》記者王峰明：科學社會主義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形成的，然而是在東方落後國家首先實現的。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錯位”麵前，有的人以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為依據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有的人則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依據否定東方社會主義革命。您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在東方國家首先實現這一曆史現象的？
楊耕：在我看來，造成這一曆史“倒轉”現象的根源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具體地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先在西方開始它的矛盾進程，隨著世界市場、世界曆史的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以整個世界為舞台進一步展開其矛盾運動，並衝擊、影響和滲透到東方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某些落後國家或民族的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便會較快地達到激化狀態，並產生同發達國家“類似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一切曆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然而，“對於某一國家內衝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於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正是在這種“類似的矛盾”的引導下，較為落後的國家或民族能夠縮短某一曆史進程或跨越某種社會形態而直接走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俄國、中國等東方國家首先實現，其根源就在此。
王峰明：那麼，這種“類似的矛盾”在俄國和中國的具體表現是什麼呢？
楊耕：俄國和中國的情況在20世紀初有些相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20世紀初，俄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經濟較為落後；中國仍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更為落後。十月革命隻是縮短了俄國資本主義曆史進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則使中國跨越了資本主義曆史階段。
我著重講一下中國的情況。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生產力有一個顯著特征，即落後與先進並存，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占90％，現代工業隻占10％，但它較為集中，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種現代工業既為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奠定了物質基礎，又為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提供了物質前提。然而，中國此時卻無法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從中國曆史看，中國是被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用暴力強行拖入世界曆史軌道的。在這個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一方麵在中國造就了“新式工業”，破壞了封建經濟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麵又勾結中國的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允許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似乎是一個矛盾，然而是一個客觀事實。西方資產階級的自身利益決定了這一曆史現象的產生。
從世界曆史看，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已處於激化狀態，經濟危機不斷發生，戰爭頻發且規模越來越大，從而向不發達國家顯示了資本主義“未來的景象”。同時，十月革命又改變了曆史的走向，並啟示較為落後的國家“走俄國人的路”。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遙相呼應，形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