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聯係又有本質區別：在自然界中，一切都處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中，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沒有利益紛爭和預期目的；在人類社會中，進行活動的人都具有自覺的意圖，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利益紛爭和預期目的。一次地震可以毀壞一座城市，可以毀滅眾多的人口，一場戰爭也可以毀壞一座城市，可以毀滅眾多的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後沒有利益紛爭，也不存在預期的目的，而戰爭的背後卻是階級、民族、國家的利益，存在著預期的目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因此，從唯物主義自然觀並不能“推廣應用”出唯物主義曆史觀。愛爾維修早就“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麵”，得到的卻是唯心史觀。費爾巴哈也是這樣。“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曆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曆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裏，唯物主義和曆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馬克思語）
更重要的是，《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混淆了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本質區別。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征”時，《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把《神聖家族》的“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這句話當做馬克思本人的話加以引用，並把它作為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實際上，這是一段明顯的誤引，即把馬克思對霍布斯思想的複述看成是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馬克思所批評的觀點看成是馬克思本人所讚賞的觀點。
馬克思本人是怎樣說的？看看《神聖家族》我們就知道了。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指出，唯物主義發展到霍布斯那裏“變得片麵了”，“變得敵視人了”。為什麼？這是因為霍布斯認為，“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結束或正在開始的機械運動”，“人和自然都服從於同樣的規律。強力和自由是同一的”。因此，在霍布斯那裏，在機械唯物主義體係中，“抽象的物質”成了一切變化的主體或基礎，而人不過是物質的一種表現形態。
然而，斯大林並沒有理解這些，所以，他把霍布斯的觀點當做馬克思本人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一誤引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並沒有真正理解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本質區別，沒有真正把握新唯物主義的本質特征，實際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義的邏輯解讀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換言之，《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簡單相加，並帶有濃厚的機械唯物主義色彩的自然觀，然後，又以這樣一種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推廣應用”出“曆史唯物主義”。
無論從曆史上看，還是從邏輯上說，曆史唯物主義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的“推廣應用”。馬克思在成為曆史唯物主義者之前，還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當他成為曆史唯物主義者的時候，他同時就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者。換言之，曆史唯物主義創立之日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形成之時。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中，不存在一個獨立的、作為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也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具有應用性質的曆史唯物主義。一言以蔽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不是兩個主義，而是同一個主義，即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不同稱謂。
既然如此，為什麼《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還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並使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這樣一種“二分結構”一度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甚至唯一形態呢？在我看來，這是由於斯大林在當時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特殊地位，由於當時蘇聯的社會體製造成的。斯大林當時在蘇聯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說一不二”的地位，使《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錘定音”，使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形態、唯一形態，並產生了極其廣泛、深入而持久的影響。在我看來，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出版，不僅鞏固並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體框架，而且標誌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的最終確立，標誌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體係在蘇聯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立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