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北京。1938年7月，我出生在全家南下逃難途中的漢口；三歲左右隨父母在上海定居，隨後上了小學、初中，1954年考入上海製藥工業學校；中專才上一年，隨學校遷到沈陽；1958年9月1日畢業分配來寧夏工作，至今已整整五十年。我親曆了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成立，見證了寧夏經濟建設的起步和騰飛，目睹了首府銀川如何從一個以往不起眼的塞上古城，變成為一個光彩亮麗、引人注目的可愛家園。如果說，上海是我的故鄉，那麼寧夏就是我的第二故鄉了。
老實說，分配來寧夏之前我對她並不了解，隻知道她是陝甘寧邊區的一個省份，新中國成立之後曾一度與甘肅省合並；對我即將去報到的城市銀川更是一無所知了。於是，在我的想象中，出現的是沙漠、駱駝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荒涼景象。在蘭州到銀川的火車上，一起分到寧夏的我們五個同學結識了十個上海小“阿拉”，她們也是到寧夏參加建設的（後來知道她們在地質大隊上班，我們五人還抱著兩個大西瓜到她們銀川仁義巷的住地去看望她們）。她們一路說說唱唱，非常熱鬧。《火車上有十個上海姑娘》（見本書21頁）這首詩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景。那時銀川剛通火車，車站還沒建成，沒有像樣的月台，要下個土坡才能出站。因京、津、滬等地每天都有支寧人員到來，車站外專設一個調幹接待站。我們出了車站後，接待站用卡車把我們拉進城裏。
第二天，先到工交廳再轉到衛生廳辦好報到手續後，我們都分在銀川製藥廠。藥廠正在籌建，我們就在藥廠的籌備處上班。籌備處在解放東街140號的二層小樓裏，對麵就是玉皇閣。從我們的小樓望下看，對麵的一家老字號敬義泰糕點醬菜鋪的院中，一頭毛驢圍著磨盤轉，一個夥計向磨口續著紅辣椒正在做辣糊醬。在銀川這座塞上古城中，當時這種手工式的作坊較多，比較現代的工廠企業除了銀川電廠、麵粉廠、毛紡廠沒有幾家。那時寧夏回族自治區尚未成立，銀川城裏沒有一條柏油馬路，大部分是土路，隻有一兩條主街鋪了石子；沒有老大樓和郵電大樓這些三層以上的建築；市容也不繁華，沒有公交車，汽車很少，街上行人不多。比較人多的新華街上，有一個燈光球場、兩家電影院和同福居幾家飯店。再有鼓樓和西塔附近也比較熱鬧，商店不少。街頭巷尾和居民的住宅幾乎是平房，而且大都是土坯壘的平頂房，像藥廠籌備處這樣的二層小樓都不多；比較像樣的是公園街口的幾排交際處的二層建築，頗合時尚——那是為迎接貴賓準備的。公園就一個，那就是中山公園（當地老百姓叫它“西馬營”）。剛來銀川時我們幾個去逛過，裏麵樹木高大繁密，湖麵不小，有亭台樓閣，居然還有遊泳池；公園的葡萄很甜，一毛三分錢一斤，我們還買來嚐過。位於公園東北角的寧夏師範學院——寧夏的第一所高校剛剛成立，外地分來的大學生正在參加艱苦的建校勞動。
過國慶節不久，還沒等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的大喜日子（10月25日），廠領導決定鄭茂林、金麗容和我（我們是同班同學）以及七八個徒工去上海第三製藥廠培訓抗生素的生產技術。我們在上海學習了近八個月，基本掌握了金黴素車間各個工序的生產技術。此時，銀川製藥廠在南門外已經白手起家地蓋起了簡易的廠房。回廠後，我們投入金黴素的試製工作。我們是第六車間，又叫抗菌素車間，由金麗容和我負責。當時是大躍進的年代，人人幹勁衝天，鬥誌昂揚；我們也不講困難，不講條件，土法上馬進行試製。我還記得，當從發酵好的培養液中提取出黃燦燦的金黴素粉末的時候，我們欣喜的情景。因為不具備必要的條件，金黴素始終不能投入生產，試製工作也不了了之。其他車間的針片劑、酊膏劑和中成藥都能正常生產並搞得熱火朝天。後來，我們車間的人員分到其他車間幹活，我也下放到中藥車間勞動。
不久，三年困難時期來臨，實行“低標準，瓜菜代”。與全國人民一樣，藥廠職工勒緊褲腰帶，同心同德地堅持生產，堅持工作，克服一個個困難，渡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困難時期，我們在廠領導的帶領下，開荒種地，來解決糧食和副食的不足。我們車間一度生產過小球藻這種代食品。廠裏還把做肝流浸膏的廢物肝渣送進食堂，加工後再賣給職工；它既耐餓又有營養，比其他代食品強多了。
1963年，困難時期結束不久，自治區對企業實行“關、停、並、轉”的政策，我們的藥廠下馬了！銀川製藥廠當時是自治區唯一的一家藥廠，那時全廠職工已發展到近200人，生產初具規模；況且，我們大部分職工參加過建廠的勞動，視廠為家，對藥廠充滿著感情。對於它的下馬，我們想不通。想不通又有什麼辦法，這是自治區的決定，要服從大局嘛。從此，我們職工四處雲散，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崗位，繼續為建設寧夏貢獻青春，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值得慶幸的是，保留了一個中藥車間，後來與市內永康巷的電表廠易址，改名為寧夏中成藥廠。中藥車間的工人大都成了新廠的骨幹。1969年我結婚後，愛人沒有工作，全憑他們的引薦，1971年當上了一名製藥工人。藥廠下馬的那年，我考入寧夏大學中文係，又重新開始了學生生活；雖然脫離了製藥專業，但是圓了自己從小喜愛文藝的夢想。（參見本書320頁：《銀川製藥廠的故事》）